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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回廊第一集：坠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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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市的六月，雨水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慢性病。

陈默站在省纪委大楼的走廊尽头，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雨丝斜斜地打在窗玻璃上，汇成一道道细小的水流，像某种无声的暗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四十分钟，手里的牛皮纸档案袋被他捏出了一道褶皱。

“陈主任，方主任请您进去。”

秘书小周推开门，脸上挂着那种经过训练的不动声色。陈默点了点头，把烟掐灭在窗台的铁皮烟灰缸里——那是走廊里唯一允许吸烟的角落，烟灰缸上积了一层薄灰，说明最近很少有人在这里停留太久。

方远的办公室在省纪委大楼的十二层，门牌号1209。陈默敲门的时候，听到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进”。推门进去，方远正站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红色抬头的文件，眼镜架在鼻梁上，目光从镜片上方投过来。

“来了？坐。”

方远五十出头，头发灰白，剪得很短，衬得他的脸更加棱角分明。他是省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在这个系统里待了二十二年，外号“活档案”——据说全省厅级以上干部的问题线索，他脑子里都有一本账。

陈默在他对面坐下，把档案袋放在膝盖上。他没有主动开口，这是纪委工作养成的习惯——在不清楚对方意图之前，多说一句都是多余的。

方远放下手里的文件，摘下眼镜，用一块麂皮绒布慢慢擦拭镜片。这个动作持续了将近半分钟，办公室里只有窗外雨声和布面摩擦玻璃的细微声响。

“临江新城的举报信，你看了？”方远终于开口。

“看了。”陈默说，“上周三到的信访室，转到我手里的时候是周四下午。”

“你的判断？”

陈默停顿了两秒。他知道这个问题不简单。方远不是在问他技术性意见，而是在试探他的态度——临江新城是全省“一号工程”，投资规模超过三百亿，牵涉到省、市两级多个部门。在这种项目上提出“判断”，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举报信的内容很具体。”陈默选择了最稳妥的表述方式，“提到了虚假招标、利益输送、工程偷工减体三个方向，而且附了具体的合同编号和银行账户后四位。不是普通的泄愤举报，写这封信的人，要么是项目内部的人，要么是能看到原始资料的人。”

方远把眼镜重新戴上，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举报人叫刘建国，临江新城项目工程部的结构工程师。信是他本人投到信访室的，实名举报。”

陈默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他当然已经查过了——收到举报信的当天下午，他就调阅了信访登记记录。刘建国，男，四十七岁，临江市人，中建三局派驻临江新城项目的结构工程师，从业二十三年，在业内没有不良记录。

“但是他死了。”方远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

“我知道。”陈默说，“昨天下午四点二十分左右，从临江新城项目指挥部大楼坠楼。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

“你怎么看？”

陈默又沉默了。他在来的路上反复想过这个问题。一个实名举报的人，在投递举报信后的第五天坠楼身亡。如果这是自杀，那时间点未免太过巧合；如果是他杀，那背后的势力比他预想的要狠得多。

“我需要看到现场调查报告和法医初检结果，才能做出初步判断。”陈默说。

方远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分不清是赞许还是嘲讽。“你在纪委干了十二年，还是这么谨慎。”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陈默，“但有些时候，谨慎是奢侈品。”

雨声忽然大了起来。十二楼的窗户被风吹得微微震颤，发出低沉的嗡鸣。

“省纪委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临江新城项目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进行初步核实。”方远转过身，“组长由临江市纪委副书记马国庆挂名，但实际工作由你牵头。你是副组长，全权负责。”

陈默的眉头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这不符合常规。调查组组长通常由派出单位的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负责具体执行，但“全权负责”这四个字意味着，他实际上要承担组长的全部责任，却没有组长的权限和资源。

“马书记那边……”陈默试探性地问。

“马国庆会配合你。”方远打断了他，“这是省纪委的决定，临江市委已经知悉。”

陈默没有再问。他知道方远没有说出来的那层意思——临江新城项目牵涉的利益太大，市纪委副书记挂名组长，是为了在程序上“压得住”，但真正冲在前面的人是他陈默。如果查不出东西，他是第一责任人；如果查出东西却碰了不该碰的人，他也是第一责任人。

这是一个标准的“探路石”位置。

“我有一个条件。”陈默说。

方远抬起下巴，示意他说下去。

“调查组的人选，由我来定。”

方远沉吟了几秒，点了点头：“可以。但有一条——你选的人，省纪委和临江市纪委要联合审核。这个程序不能省。”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方远走回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推到陈默面前，“你看看这个人。”

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国字脸，浓眉，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站在一个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前，手里拿着安全帽，对着镜头微笑。背景是半成品的混凝土框架和远处隐约可见的塔吊。

陈默盯着照片看了五秒钟，瞳孔微微收缩。

“赵维国。”他说出了这个名字，声音平稳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陌生。

赵维国，临江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交通。临江新城项目的政府分管领导，也是项目推进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同时，赵维国还有一个身份——陈默的姐夫。陈默的姐姐陈静，十年前嫁给了赵维国，那时候赵维国还只是临江市建设局的一个处长。

方远没有错过陈默脸上任何细微的表情变化。他等了片刻，才说：“举报信里直接点到了赵维国的名字。信访室做匿名化处理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涂黑了，但你作为调查组副组长，有权看到原始版本。”

陈默把照片推回去：“我看到了。”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方远竖起两根手指，“第一，申请回避，调查组换人。我可以安排，不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他收起一根手指，“第二，不回避，但你得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调查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不管查到谁，都得一查到底。”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石英钟的秒针走动声。

陈默想到了很多事情。他想到了姐姐陈静上个月的家庭聚餐，赵维国在饭桌上谈笑风生，给每个人夹菜，问他“小默，最近工作忙不忙”。他想到了妻子林月在他出门前说的那句“早点回来，今晚炖了汤”。他想到了那封举报信上的每一个字，那些精准的合同编号和银行账户后四位，像一颗颗钉子，钉在某个看不见的棋盘上。

“我不回避。”陈默说。

方远看了他足足五秒钟，然后点了点头，没有说任何评价性的话。他拿出一份红头文件，递给陈默：“这是任命通知。明天开始，你正式进驻临江。调查组的临时办公室设在临江市纪委四楼，相关资料已经调集了一部分，剩下的需要你亲自去要。”

陈默接过文件，折叠好，放进档案袋里。

“方主任，刘建国的遗体现在在哪里？”

“临江市殡仪馆。警方今天上午完成了初步尸检，正式报告还要等几天。”方远顿了顿，“但你最好先去见一个人。”

“谁？”

“刘建国的妻子。她叫周敏，在临江市第三中学教书。昨天下午警方通知她认尸之后，她就没再出过家门。”方远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便签纸，写下一个地址，推过来，“别穿制服去，也别开纪委的车。她现在的状态，看到任何公家的人都会本能地防御。”

陈默接过便签纸，看了一眼地址，折好放进口袋。

他起身告辞，走到门口的时候，方远忽然在身后说了一句：“陈默，临江这潭水，比你看到的要深得多。你做好准备。”

陈默没有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还是那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他走到电梯口，按下下行键，等电梯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林月发来的消息：“今晚回来吃饭吗？炖了莲藕排骨汤。”

他打了两个字：“回的。”犹豫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可能要晚一点。”

电梯到了。他走进电梯，门关上之前，最后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窗户。雨还在下，玻璃上的水流像眼泪一样往下淌。

从省纪委大楼出来，陈默没有直接回临江。他开着自己的车——一辆灰色的老款帕萨特，车龄七年，里程表上十二万公里——在省城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转了几圈，确认没有人跟踪，才拐上了通往临江的高速公路。

这是他在纪委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是因为被害妄想，而是他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启动，就会有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继续。

高速公路上车辆不多，雨刷以恒定的频率左右摆动。陈默打开收音机，调到本地新闻频道，果然听到了关于刘建国坠楼的报道。

“……昨天下午，临江新城项目指挥部大楼发生一起坠楼事件。经警方确认，坠楼者为该项目工程部结构工程师刘建国，今年四十七岁。据现场目击者称，刘建国从大楼七楼坠落，当场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排除了他杀可能，初步定性为自杀。目前，临江新城项目方已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将积极配合警方做好善后工作……”

陈默关掉了收音机。

“排除了他杀可能”——警方的通报措辞很标准，但“初步”这个词用得很微妙。他见过太多“初步定性自杀”最后变成他杀的案子，也见过太多“初步定性自杀”最后真的就是自杀的案子。他不想预先下结论，但一个实名举报的人在举报后五天坠楼，这个时间点，足以让任何一个有基本逻辑能力的人产生怀疑。

他想起方远说的那句话——“临江这潭水，比你看到的要深得多。”

临江，这个他生活了三十八年的城市，这个他以为足够了解的地方，正在向他展示另一副面孔。

一个小时后，陈默下了高速，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临江市纪委。

市纪委在市委大院的东侧，一栋灰白色的五层楼房，外墙刷着“忠诚、干净、担当”六个红色大字。门卫认识他的车，抬杆放行。他把车停在楼后的车位上，拎着档案袋走进大楼。

四楼的走廊尽头，有一间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临江新城项目调查组”几个字。陈默推门进去，里面已经有人在了。

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正蹲在地上整理纸箱，听到门响，站起来转过身，露出一个阳光过头的笑容：“陈主任，您来了！我还以为您要明天才到呢。”

这是小赵，大名赵一鸣，市纪委三室的年轻干部，三年前从检察院转隶过来的，陈默带过他一个案子，手脚麻利，脑子活络，就是有时候话太多。

“谁让你来的？”陈默问。

“马书记让我先过来把办公室收拾一下，说您今天可能会来。”小赵指了指墙角堆着的几个纸箱，“资料已经送来了一批，我还没来得及整理。另外，马书记说让您回来后先去他办公室一趟。”

陈默看了看手表，下午五点四十。马国庆应该还没走。

马国庆的办公室在五楼，比陈默的大了一倍，办公桌后面是一面书柜，摆满了各种党纪法规和反腐倡廉的书籍。马国庆正坐在办公桌前喝茶，看到陈默进来，站起身，隔着办公桌伸出手：“辛苦了，辛苦了，快坐。”

陈默握了握他的手，在客椅上坐下。马国庆五十出头，圆脸，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着浓重的临江口音。他是临江本地人，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六年，再过两年就该退二线了。

“方主任跟你都谈了吧？”马国庆给他倒了杯茶，“这次省里很重视，临江新城这么大的项目，出了举报信，谁都不敢掉以轻心。老哥我这边全力支持你，你尽管放手去查，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讲。”

陈默端着茶杯，没有喝茶。他知道马国庆这些话的意思——“全力支持”是真，“尽管放手去查”是客气。在市纪委这个系统里，马国庆是那种典型的“老机关”，做事讲究程序和平衡，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一方。让他来当这个挂名组长，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临江市委不希望这个调查闹得太大。

“马书记，我想先看一下刘建国坠楼的现场调查报告。”陈默放下茶杯，直接切入正题。

马国庆的笑容微微顿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这个……报告在公安局那边，我已经让人去协调了，应该这一两天就能拿到。你也知道，跨部门调材料，程序上要花点时间。”

陈默听出了弦外之音。不是“协调不下来”，而是“需要时间”——这意味着有人不想让他太快看到那份报告。

“那警方那边，我想约一下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了解一下初步情况。”

“行，我给你约。”马国庆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然后挂了，“临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姓李，叫李成钢。明天上午九点，你去他办公室找他，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陈默点了点头。他注意到马国庆打电话的时候，目光飘向窗外，没有和他对视。

从马国庆办公室出来，陈默没有直接回调查组的办公室，而是站在走廊的窗前抽了一支烟。雨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一线薄薄的晚霞，把市委大院的楼顶染成暗红色。楼下的停车场上，一辆黑色的奥迪A6刚刚驶入，停在了专用车位上。车门打开，下来的人是赵维国。

赵维国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步伐稳健地朝大楼走来。他抬头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四楼窗口的陈默。

两个人的目光在暮色中短暂地交汇。

赵维国朝他微微点了点头，表情平静得像一面湖水，然后低下头，走进了大楼的门厅。

陈默把烟掐灭在窗台上，转身离开了走廊。

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

家在市中心的锦绣花园小区，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是五年前买的，首付是林月出的——那时候林月的律师事务所作了几单大案子，收入比他这个纪委干部高了不止一个量级。这件事在他们家从来没有被拿出来说过，但陈默心里一直有根刺。

林月听到钥匙声，从厨房探出头来：“回来了？快去洗手，汤刚好。”

陈默换了鞋，把档案袋放进书房，锁上抽屉，然后去洗手。他对着卫生间的镜子看了自己一眼——三十八岁的脸上已经有了细纹，眼袋比去年重了不少，头发也白了几根。他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

饭桌上已经摆好了菜。莲藕排骨汤、清炒时蔬、一条清蒸鲈鱼、一小碟花生米。林月坐在他对面，给他盛了一碗汤，又给自己盛了一碗。

“今天省里开会了？”林月随口问。

“嗯。”陈默喝了一口汤，莲藕炖得很烂，排骨的鲜味都融进了汤里，“省纪委那边有个培训会，让我去听了一下。”

林月没有追问。她是律师，太清楚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她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进陈默碗里：“多吃点，最近瘦了。”

两个人安静地吃着饭。客厅的电视开着，新闻频道在播省内新闻，声音调得很低，像背景的白噪音。

“姐今天打电话来了。”林月忽然说。

陈默的筷子停了一下：“说什么了？”

“说维国最近压力很大，临江新城项目到了关键阶段，上面盯得紧，下面也不省心。让你有空多去看看他们。”

陈默没有接话。他把碗里的鱼吃完，放下筷子，看着林月：“月月，如果有一天，我查的案子查到了你认识的人，你会怎么想？”

林月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她抬起头，笑了：“你在纪委干了十二年，我什么时候干涉过你的工作？”她顿了顿，“但我也要告诉你，我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下属。有些话，你说之前要想清楚。”

这是林月的风格。她从不正面冲突，但每一句话都有分量。

晚饭后，陈默收拾了碗筷，林月在客厅看案卷——她最近在做一个建筑工程纠纷的案子，资料铺了一茶几。陈默走进书房，锁上门，打开抽屉，拿出那份举报信的复印件。

他把举报信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刘建国的字写得很工整，像是用工程制图的习惯来写字，每一笔都力求精准。举报信一共七页，第一页是概述，后面六页是附件，包括三份合同的编号、四个银行账户的信息、以及一个时间线——从项目立项到招标、到施工、到变更设计、到追加预算，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对应的“异常情况说明”。

陈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第四页的中间部分，刘建国写了这样一段话：“2019年3月15日，临江新城项目一标段桩基工程招标，共有七家企业投标。评标结果显示，报价最高的临江建工集团以高于最低报价百分之十八的价格中标。评标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技术方案最优’，但据我所知，临江建工集团的技术方案是在开标前三天才完成修改的，而修改的内容，与招标文件中某一项不公开的技术参数完全吻合。”

不公开的技术参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提前泄露了标底的技术部分。在工程招标中，这属于典型的“内定”操作手法——先把技术参数设成一个只有特定投标人才能满足的条件，然后在开标前把参数透露给这家公司，让他们做出“恰好”符合要求的技术方案。

陈默拿起桌上的红笔，在这段话下面画了一条线。

他翻到第五页，刘建国列出了一张表，上面是四家公司的名字和对应的银行账户后四位。其中一家叫“临江广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账户信息后面，刘建国用括号加了一行小字：“该账户实际控制人为赵某某。”

赵某某。赵维国。

陈默盯着那行小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了举报信。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翻开某一页，假装在看书，实际上脑子里在飞速运转。他在想一个问题：刘建国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一个工程部的结构工程师，按理说接触不到招标环节的核心文件，更不可能知道银行账户的实际控制人。除非——他有内部线人，或者他本人就是某个环节的参与者。

一个参与者为什么会实名举报？除非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或者他良心发现，或者——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陈默想到了刘建国坠楼的画面。七楼，不算太高，但足以致命。如果是自杀，他为什么选择在指挥部大楼跳？那里有监控，有目击者，动静太大。如果他是他杀，凶手为什么要选择那么显眼的地方？把他推下楼的人，要么是疯了，要么是根本不担心被查出来——因为他们确信，警方的调查不会深入。

陈默的太阳穴开始隐隐作痛。他揉了揉眉心，把举报信重新锁进抽屉，关灯走出了书房。

林月已经不在客厅了，茶几上的案卷被收拾得整整齐齐。主卧的门虚掩着，透出暖黄色的灯光。

陈默洗漱完，躺到床上。林月背对着他，呼吸均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睡着了。

他关了灯，黑暗中，天花板上的吊灯轮廓模糊得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了一下。他拿起来一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

“刘建国不是自杀。小心赵维国。”

陈默猛地坐起来，手指飞快地回拨过去。电话响了三声，被挂断了。再拨，关机。

他打开短信的详细信息，号码显示来自临江本地，但运营商信息被隐藏了。他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盯着那行字看了十几秒，然后把短信截了图，转发给了小赵，附了一句话：“帮我查一下这个号码，小心点。”

三分钟后，小赵回了一个字：“好。”

陈默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仰面躺下，再也睡不着了。

他想到了方远的警告，想到了马国庆的推诿，想到了赵维国在大楼门口的那个点头，想到了林月在饭桌上那句“维国最近压力很大”。所有的线索像一根根细线，正在慢慢拧成一条绳索。

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再从深蓝变成灰白。

六月的天亮得很早。五点刚过，鸟就开始叫了。

陈默没有惊动林月，轻手轻脚地起了床，洗漱完毕，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不是纪委的工作服，就是普通的便装——把车钥匙和手机装进口袋，出门了。

他没有去市纪委，而是按照方远给他的地址，开车去了临江市第三中学。

三中在老城区，学校不大，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陈默把车停在离校门两百米的路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六点四十。按照方远说的，周敏应该在家——她昨天请假了，今天也没有去学校。

周敏的家在学校后面的一栋老式居民楼里，六层，没有电梯。陈默爬上四楼，在401的门前站定，深吸一口气，敲了门。

没有回应。他又敲了三下，这次重了一些。

门里面传来一阵缓慢的脚步声，然后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女人的脸出现在门缝里。四十出头的年纪，面容憔悴，眼睛红肿，头发随便扎在脑后，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家居服。

“您是……”她的声音沙哑，像是哭了一整夜。

“周老师您好。”陈默没有用纪委的身份，他掏出自己的工作证，但没有递过去，只是让她看了一眼，“我是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姓陈。关于您丈夫的事情，我想跟您谈谈。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我可以改天再来。”

周敏的眼神从空洞变成了警惕，又从警惕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她沉默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她要把门关上了。

门却打开了。

“进来吧。”她转过身，趿拉着拖鞋往屋里走。

屋子里很整洁，但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冷清。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家三口的合照——刘建国、周敏、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三个人都笑着，背景是某个旅游景点的山水。

周敏在沙发上坐下，没有给陈默倒水，也没有让座的意思。陈默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和她保持着一个适当的距离。

“周老师，我知道您现在很难受，这个时候来打扰您，我很抱歉。”陈默的声音放得很轻，“但有些问题，我必须问。您可以选择不回答，也可以随时让我走。”

周敏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揪着家居服的袖口。

“刘建国在出事之前，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或者有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的情绪？”

周敏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他说过。”她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他说过很多次。他说他做了一件大事，一件可能会改变很多事情的大事。我不懂他说的什么意思，我只觉得他疯了。”

陈默的心跳加速了，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些话的？”

“大概……一个星期前。”周敏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那几天他一直在写东西，写到很晚。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在写一封信’。我以为是给儿子写的，没在意。”

“那封信，您见过吗？”

周敏摇了摇头：“他写完之后，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第二天一早就出门了。他说要去省城办点事，晚上回来。他走了以后，我收拾书房的时候，看到垃圾桶里有一些撕碎的纸片。我捡起来拼了一下，上面写着一些公司的名字和数字，我看不懂，就又扔了。”

陈默的神经绷紧了：“那些碎纸片还在吗？”

“昨天警察来的时候，我让他们看了。他们拍了照，然后把碎纸片拿走了。”

陈默在心里骂了一句。如果那些碎纸片真的被警察拿走了，那它们现在在哪里？在公安局的证据保管室，还是已经到了某个不该去的地方？

“周老师，刘建国在指挥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跟什么人发生过矛盾？或者有没有人威胁过他？”

周敏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没有擦，任由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他这个人，太认真了。”她哽咽着说，“别人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的事，他非要较真。去年年底，他跟我说工地上用的钢筋标号不对，他写了报告上去，结果被领导骂了一顿，说他不懂大局。从那以后，他在单位就不太说话了，但回家以后，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

“他提到过赵维国这个名字吗？”

周敏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她看着陈默，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你……你认识赵市长？”

“我不认识他。”陈默撒了一个谎，“我只是在调查中需要了解所有相关的人。”

周敏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建国提过。他说赵市长的秘书找过他，让他‘注意言辞’。具体怎么回事，他不肯跟我说，只说了一句——‘有些人，碰不得。’”

客厅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陈默等了片刻，确认周敏没有更多要说的了，才站起身。

“周老师，谢谢您。这是我的电话，如果您想起什么，随时联系我。”他把一张只写着手机号码的纸条放在茶几上，压在水杯下面。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周敏忽然说了一句：“陈同志，建国他……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吗？”

陈默转过身，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期待——她希望他说不是，又希望他说是。如果是自杀，那至少证明刘建国是主动选择的死亡，而不是被人害死；但如果是他杀，那她就有了一个仇恨的对象，一个可以追问“为什么”的方向。

“周老师，我现在不能回答您这个问题。”陈默说，“但我会尽力查清楚。”

他走出门，听到身后传来压抑的哭声。

回到车上，陈默没有立即发动车子。他坐在驾驶座上，把刚才的对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刘建国写举报信的时间线、碎纸片被警察拿走、赵维国的秘书警告过他——这些碎片正在拼出一幅不那么乐观的图景。

他拿起手机，给小赵发了一条消息：“帮我查一下，临江新城项目指挥部大楼的监控录像，特别是坠楼当天下午的。看看警方有没有调取，调取了哪些时段的。”

发完消息，他发动车子，开往临江公安分局。

他约了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成钢，九点。

八点四十五，陈默到了公安分局。这是一栋九十年代建的老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有些已经脱落，露出灰色的水泥。门口停着几辆警车，车身上的蓝色条纹在阳光下有些刺眼。

他走进大楼，在值班室登记了身份，被一个辅警带到了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一个铜牌：“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李成钢已经在里面了。他四十岁左右，身材魁梧，脸膛黝黑，穿着一件短袖警服，领口微微敞开。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手里夹着一支烟，烟雾在风扇的吹动下散成一团模糊的白。

“陈主任，坐。”李成钢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隔着桌子和他握了握手。力度很大，像在试探什么。

陈默在他对面坐下，没有寒暄，直接开口：“李队，我想看一下刘建国坠楼的现场调查报告。”

李成钢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没有立即回答。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又把盖子拧上。这个过程用了七八秒钟。

“马书记打过电话了。”李成钢说，“但是陈主任，这个案子还在调查中，按照程序，调查报告不能对外提供。”

“我不是‘对外’。”陈默的语气很平，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临江新城项目调查组是省纪委批准成立的，我作为副组长，有权调取与举报内容相关的所有材料。刘建国是举报人，他的死与举报内容高度相关。我需要看到报告。”

李成钢看着他，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敌意，更像是一种衡量。他在衡量陈默的份量，衡量自己在这个事情上能扛多久。

“报告我可以给你看。”李成钢终于说，“但不能带走，也不能拍照。你只能在我这里看。”

“可以。”

李成钢站起身，走到文件柜前，用钥匙打开最下面一层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了陈默。

陈默打开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文件。现场调查报告一共八页，附了十几张现场照片。他快速浏览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坠楼时间：6月15日16时23分左右。
坠楼地点：临江新城项目指挥部大楼七楼，东侧走廊窗户。
现场勘查情况：七楼东侧走廊窗户为推拉式，窗台高度1.05米，窗户开启宽度0.6米。窗台内侧有一枚完整的鞋印，与刘建国当天所穿的鞋底花纹一致。窗台外侧未发现第三者的指纹或足迹。
尸体情况：从七楼坠落，头部着地，颅骨粉碎性骨折，当场死亡。尸体表面未见抵抗伤或控制伤。
目击者证言：当时大楼内有多人在岗，但没有人看到坠楼过程。一名保洁员称在16时20分左右看到刘建国独自一人从电梯出来，走向东侧走廊。
初步结论：排除他杀可能，初步定性为自杀。

陈默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又把照片一张一张地看了一遍。照片拍得很规范，从各个角度记录了现场和尸体的情况。但陈默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照片中，都没有出现七楼走廊的整体布局图，也没有监控录像的截图。

“监控录像呢？”陈默问。

李成钢的嘴角动了一下：“指挥部大楼的监控系统，在事发当天上午坏了。”

陈默抬起头，直视着李成钢的眼睛：“坏了？”

“对。物业说监控主机出了故障，当天上午九点左右开始就没有录像了。技术员下午五点半才修好，恰好错过了事发时段。”

“恰好。”陈默重复了这个词，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李成钢摊了摊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事实就是事实，没有监控就是没有监控。”

陈默把报告装回档案袋，还给了李成钢。他站起身，说了声“谢谢”，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转过身：“李队，你做刑侦多少年了？”

“十五年。”

“十五年里，你见过多少‘恰好’没有监控的自杀案？”

李成钢没有回答。他重新点了一支烟，烟雾遮住了他的表情。

陈默走出公安分局的大门，阳光已经变得刺眼了。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了看天空，六月的天蓝得不讲道理。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小赵发来的消息：“陈主任，那个号码查到了，是临江本地的虚拟运营商号段，没有实名登记。通话记录显示，这个号码只发出过一条短信，就是发给你的。之后立即关机，再也没有开过机。”

陈默把手机收进口袋，走下台阶，走向他的灰色帕萨特。

他拉开车门的时候，余光扫到马路对面有一辆黑色的SUV，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他没有多看，坐进车里，发动了车子。

后视镜里，那辆SUV没有跟上来。

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盯上了。

雨后的临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和沥青混合的味道。陈默把车开上主干道，汇入午前的车流。他没有去纪委，没有回家，而是把车开到了临江边的一个停车场，熄了火，摇下车窗。

江水浑黄，缓缓向东流去。远处，临江新城项目的塔吊像一排巨大的十字架，矗立在天际线上。

陈默点了一支烟，在烟雾中看着那些塔吊，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一个画面——刘建国从七楼坠落，在空气中划过最后几米，砸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

他是真的自己跳下去的，还是被人推下去的？

如果是自己跳的，是什么让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如果是被人推的，那些人又有多大的胆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

但陈默知道一件事：那封举报信，那个叫刘建国的人，那双在窗台上留下的鞋印——它们正在把他引向一个他不愿面对的方向。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赵维国”的名字，拇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很久。

最终，他没有拨出去。

他把手机放下，发动车子，朝市纪委的方向开去。

调查组的工作，从今天下午才真正开始。

而这场战争，才刚刚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