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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回廊第四集 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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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到家的时候，林月正在厨房里炒菜。

油烟机嗡嗡地响，铁锅和铲子碰撞的声音清脆而急促。她背对着厨房门，围裙系在腰上，头发用一根橡皮筋随意扎着，几缕碎发垂在耳侧。灶台上的另一个锅里炖着东西，白色的蒸汽顶起锅盖，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

陈默站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儿。这个画面他见过无数次，但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同。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同，也许是因为林月今天下午去了姐姐家，听到了那通电话，却还能站在这里若无其事地炒菜。

“回来了？”林月头也没回，声音被油烟机的轰鸣压得有些模糊，“洗手，还有一个菜就好。”

陈默去卫生间洗了手，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茶几上摆着一盘切好的西瓜，红瓤绿皮，籽已经被挑掉了，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林月做事情向来细致，连切西瓜都有她自己的规矩。

几分钟后，林月端着最后一道菜从厨房出来。红烧带鱼，鱼段煎得金黄，酱汁收得恰到好处，撒了一把青蒜末，颜色鲜亮。她把菜放在桌上，解下围裙，在陈默对面坐下。

四菜一汤。红烧带鱼、清炒空心菜、凉拌黄瓜、一碗排骨莲藕汤，加上茶几上那盘西瓜。两个人吃，多了些。

“今天怎么做这么多菜？”陈默夹了一块带鱼。

林月给自己盛了一碗汤，喝了一口，说：“下午去姐姐家，她给了一块藕，说是乡下亲戚送的，比菜市场买的好吃。我就想着炖个汤。”她顿了顿，“姐姐还让我带了一罐她自己腌的萝卜干，放在冰箱里了，你明天早上配粥。”

陈默“嗯”了一声，继续吃鱼。带鱼煎得很透，骨头都酥了，入口即化。林月的厨艺一直很好，这是她为数不多的、不带任何功利心的本事。

两个人安静地吃了一会儿。客厅的电视开着，音量调得很低，一个综艺节目在播，观众的笑声像罐头一样，一茬一茬地往外冒。

“你下午在姐姐家待了多久？”陈默问。

“一个多小时。”林月夹了一筷子空心菜，“三点多到的，快五点才走。姐姐留我吃晚饭，我说你晚上回来吃，就没留。”

“赵维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林月放下筷子，看着陈默。她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眼神里有一种“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的了然。

“我到了没多久他就回来了。”她说，“大概三点半左右。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跟姐姐说了一句‘有点累，进去躺一会儿’，就进卧室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从卧室出来，去了书房。那通电话就是他在书房里接的。”

“书房门关着？”

“关着。但他说话声音太大了，我在客厅都能听到。”林月端起汤碗，又放下，手指在碗沿上轻轻摩挲，“陈默，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我是故意听到的，或者我觉得你是故意让我去姐姐家好偷听的。都不是。姐姐叫我去拿东西，我去了。赵维国在书房打电话声音大，我听到了。就是这么简单。”

“我没有觉得你是故意的。”

“你有。”林月的语气不重，但很笃定，“你从进门到现在，每句话都是在试探。问我在姐姐家待了多久，问赵维国什么时候回来的，下一个你是不是要问我姐姐家书房在哪个位置，窗户朝哪边开？”

陈默没有说话。他低下头，把碗里剩下的饭吃完，放下筷子，拿纸巾擦了擦嘴。

“月月，我不是在试探你。”他说，“我只是在想，赵维国说的那个保险柜，可能在什么地方。”

林月看着他，眼睛里的那种了然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无奈。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需要找到那个保险柜。”陈默说，“但不是现在。现在我连那些被‘缺失’的材料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找到了保险柜也没用。我需要先知道保险柜里有什么，然后才能决定要不要去打开它。”

“你觉得赵维国会让你看到？”

“不会。”陈默说，“所以我需要通过其他渠道。”

林月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对面楼的灯光一扇一扇地亮起来，像一块格子布。远处传来狗叫声，断断续续的，叫了几声就停了。

“我今天在姐姐家，还听到一件事。”林月的声音低了下来，“姐姐跟我说，赵维国最近在吃一种药，不知道是什么，装在白色的瓶子里，没有标签。她说她问过一次，赵维国说‘维生素’，但她觉得不像，因为那种药瓶是医院处方药的那种瓶子。”

陈默的眉头皱了一下。赵维国在吃药，而且是藏在没有标签的瓶子里。这意味着要么是某种需要保密治疗的疾病，要么是某种他不愿意让家人知道的药物——安眠药、抗焦虑药、或者别的什么。

“姐姐没有把药拿出来给你看？”

“没有。她只是说了一下，也没有太当回事。”林月停了一下，“但我后来想，一个人如果做了什么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事，吃药就说得通了。”

这句话像一把小刀，精准地切开了陈默心里那层薄薄的膜。他没有接话，站起身，把碗筷收拢，端进了厨房。

洗碗的时候，林月站在厨房门口，靠着门框，手里拿着那块没有吃的西瓜。她没有说话，就那么站着，看着陈默洗碗。水龙头的水声哗哗地响，洗洁精的泡沫在水池里堆成一座小山。

陈默把碗洗干净，放进沥水架，关了水龙头，转过身。林月把西瓜递给他。他接过来，咬了一口，很甜，是那种放了一整天的、水分稍微蒸发了一点的甜。

“周末姐姐叫我们去吃饺子。”林月说，“你去吗？”

“去。”陈默把西瓜皮扔进垃圾桶，“不去的话，她该多想了。”

“你去的话，赵维国也会多想。”

“他已经在多想了。”陈默用毛巾擦了擦手，“从我被任命那天起，他就已经在多想了。我去了，他至少能当面看看我的表情，判断一下我查到哪一步了。我如果不去，他反而会更警惕。”

林月点了点头。她没有再说别的话，转身走进了卧室。

陈默一个人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那条湿毛巾。水龙头没关紧，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声音在安静的厨房里格外清晰。他把毛巾挂好，拧紧了水龙头，关了厨房的灯。

第二天早上，陈默到办公室的时候，小赵已经在了。

小赵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前的笔记本翻开到新的一页，上面写满了字，但那些字不是小赵平时的笔迹——小赵的字一向潦草，今天这页字却工工整整，像是刻意在练习书法。

“怎么了？”陈默把包放在桌上。

小赵抬起头，表情有些复杂：“陈主任，我昨天晚上回去想了想那份合同的事。我觉得不对。”

“哪里不对？”

“那份合同是临江新城集团和临江建工集团之间的桩基工程合同。但我后来查了一下，临江建工集团在这个项目里，还有一个身份——它是临江新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临江新城集团持有临江建工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陈默的动作停了一下。他坐下来，看着小赵：“你确定？”

“确定。我昨晚查了工商登记信息。临江建工集团成立于2005年，最初是临江市国资委全资控股。2016年，临江新城集团成立之后，国资委把临江建工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划转给了临江新城集团。也就是说，临江新城集团是临江建工集团的母公司。”

陈默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这改变了很多事情。

如果临江新城集团和临江建工集团是母子公司的关系，那所谓的“招标”就完全变了性质。一个母公司把工程发包给自己的控股子公司，本质上就是左手倒右手。这样的招标，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公正”，因为中标的注定是自家的孩子。

但问题在于，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工程项目，即使发包给自己的子公司，也必须要进行公开招标。法律要求走这个程序，但程序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评标委员会再怎么评，最后中标的也只会是临江建工。

真正让陈默警觉的，不是招标的形式，而是那份被涂改的合同金额。既然是母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为什么还要涂改合同金额？多出来的三千万，流向了谁的口袋？

“还有一件事。”小赵翻开笔记本，“我查了临江建工集团的工商变更记录。2018年7月，也就是桩基工程开标的那一个月，临江建工的法定代表人换了。原来的法定代表人叫周德茂，换成了一个叫孙建国的人。但这个孙建国，我只查到这个名字，查不到任何背景信息。他名下没有任何其他公司，也没有在任何其他机构任职。”

“查不到背景信息”这七个字，在陈默的耳朵里，听起来就像“白手套”三个字一样清晰。一个只在一家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关系的人，大概率是一个被推上台前的“工具人”。真正的控制人躲在幕后，通过这个人来操作公司。

“周德茂现在在哪儿？”

“周德茂在换法定代表人之后，就从临江建工离职了。我查到他现在在一家叫‘临江广源’的公司当顾问。这家公司……”小赵翻了一页笔记本，“就是举报信里提到的那四家公司之一。临江广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陈默的脑子里“咔嗒”一声，像一把锁被打开了。

举报信里，刘建国列了一张表，上面是四家公司的名字和对应的银行账户后四位。其中一家就是“临江广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刘建国在这家公司后面用括号写了一行小字：“该账户实际控制人为赵某某。”

赵某某。

现在，临江建工的前法定代表人周德茂，在这家公司当顾问。而临江建工和临江广源之间，隔着临江新城集团这个母公司，像一张精心编织的网，把所有的资金流向都裹在了里面。

“小赵，你帮我查一下临江广源的工商登记信息，特别是股东结构和历史变更记录。另外，查一下周德茂和赵维国之间有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好。”小赵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两条。

上午九点半，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的是宋淑敏。她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还是那副黑框眼镜，手里没有拿平板电脑，而是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她把信封放在陈默桌上，说：“陈主任，这是您要的招标过程文件。开标记录、评标报告、专家打分表。原件在档案室，这是复印件。”

陈默没有立即打开信封。他看着宋淑敏，注意到她的脸色比昨天差了一些，眼袋更深了，嘴唇有些干裂。

“宋主任，赵市长批准了？”

“是的。今天早上他的秘书把批件送到了档案室。”宋淑敏顿了顿，“陈主任，我昨天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不是针对您个人。我只是想提醒您，有些东西，看到了不一定好。”

“宋主任，我在纪委干了十二年，看过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的。”陈默说，“但这就是我的工作。”

宋淑敏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拉开门走了出去。

陈默等她走远了，才拆开信封。里面有一沓A4纸，装订成册，封面打印着“临江新城项目一标段桩基工程招标评标资料（2018年7月20日）”。他翻开封皮，第一页是开标记录。

开标记录是一张表格，列出了七家投标人的名称、投标报价、工期承诺、质量承诺等信息。陈默快速扫了一眼投标报价这一栏。

七家企业的报价从低到高排列，最低的一家叫“省建工集团”，报价一亿七千六百万。最高的一家就是“临江建工集团”，报价两亿一千万。中间差了三千四百万。

三千四百万。这个数字，和陈默在小赵发现的那份被涂改的合同里看到的差价——从一亿八千万改到两亿一千万——刚好吻合。

这不是巧合。

刘建国在举报信里写道：“评标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技术方案最优’。”陈默翻到评标报告那一页，找到了对临江建工集团技术方案的评价。评标报告里写着：“临江建工集团的技术方案对软弱土层处理提出了专项措施，方案详实可行，经评标委员会综合评定，技术得分95.6分，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的技术方案，恰好比第二名高出了将近十分。在百分制的评标中，十分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大到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分数是怎么打出来的。

陈默翻到专家打分表。一共有七位评标专家，每人一张打分表，每张表上列出了各家投标人的技术得分。他逐张查看，发现了一个规律——七位专家给临江建工集团的技术得分分别是：96、95、97、94、96、95、96。平均95.6分，正如评标报告所写。

但问题在于，这些分数太整齐了。在真实的评标中，专家的打分通常会有一定的离散度，有人给高分，有人给低分，平均之后才会得到一个合理的分数。但临江建工的分数全部集中在94到97这个狭窄的区间里，几乎没有波动。这说明什么？说明要么临江建工的技术方案确实好到了让七位专家不约而同地给出高度一致的分数，要么——这些分数是事先商量好的。

陈默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省纪委信访室的号码。

“我是陈默，临江新城项目调查组的。帮我查一下，2018年7月到8月期间，有没有收到过关于临江新城项目招标的举报信？任何形式的都行。”

电话那头查了几分钟，回复说：“有一封，2018年7月25日收到的，署名‘一个知情人’，内容是反映临江新城项目一标段桩基工程招标存在‘内定’问题。信访室按程序转到了临江市纪委，临江市纪委的回复是‘经核查，未发现违规问题’。”

陈默挂断电话，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2018年7月25日举报，临江市纪委核查后回复‘未发现违规’。”

核查人是谁？他不知道，但他可以查。

下午两点，陈默接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是陌生的，但区号是省城的。

“陈主任，我是省纪委办公厅的。方远主任让我转告您，明天下午省里有个关于临江新城项目的专题会，请您参加。会议地点在省纪委三楼会议室，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方主任说，让您把调查组目前掌握的情况做一个简要汇报。”

“好，我知道了。”

陈默挂断电话，看了看桌上的日历。明天是星期四。他需要在明天下午之前，把目前掌握的所有材料整理出一份汇报提纲。

他叫小赵过来，两个人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把举报信、合同涂改照片、招标评分表、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刘建国坠楼的相关疑点，按照时间线和证据链的顺序整理成了一摞材料。陈默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涂改合同那张照片他暂时没有放进汇报材料里，因为这份证据太重要了，他不想在省纪委的会议上暴露，尤其是在他还不知道会场里有谁的情况下。

五点四十分，陈默把汇报材料装进档案袋，锁进了保险柜。

“小赵，明天我去了省里，你在这里盯一下。如果项目方再送材料来，照收不误。如果有任何人来打听调查进展，一律说‘在按程序推进，具体内容不便透露’。”

小赵点了点头。

陈默收拾好东西，准备走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林月发来的消息：“姐姐刚才打电话来，说周六中午包饺子，让你一定去。她说她买了你最爱吃的韭菜，还买了虾仁，要包三鲜馅的。”

陈默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几秒，回了一个字：“好。”

走出纪委大楼的时候，天还没有黑透。六月的白天长，傍晚的光线是一种暧昧的灰蓝色，把整座城市笼罩在一层薄纱里。陈默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支烟，看着市委大院门口那两排银杏树。叶子还是绿的，但边缘已经泛出一点微黄，要等到秋天才会真正变黄。

他抽完那支烟，把烟头掐灭在垃圾桶顶部的烟灰缸里，走向停车场。

车子发动的时候，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停车场上没有那辆黑色SUV，至少没有他上次看到的那辆。但他没有掉以轻心。他开车出了市委大院，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临江的主干道上绕了两圈，确认没有人跟踪之后，才拐进了锦绣花园小区的大门。

林月今晚没有应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是一本厚厚的法律专业书籍，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了，书脊上贴着一张图书馆的索书号标签——这是她在大学时候用的教材，这么多年了还留着。

陈默换了鞋，在她旁边坐下。林月看了他一眼，把书签夹进书里，合上书。

“明天你去省里开会？”她问。

“嗯。”

“方远主持的？”

“应该是。”

林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陈默，我昨天在姐姐家听到那通电话之后，回来查了一下我事务所的档案。去年给临江新城置业做的那份法律意见书，内容是关于临江新城二期一块住宅用地的转让。那块地转让给了临江广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陈默的身体微微前倾：“临江广源？”

“对。就是赵维国的秘书警告刘建国的时候提到的那家公司。”林月的声音很平静，但她的手指在书脊上反复摩挲，“法律意见书是我亲自写的。我当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临江新城置业把一块地转让给临江广源，价格是按照市场评估价定的，所有程序都合规。但我今天重新看了那份转让合同，发现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临江广源买那块地的时候，注册资本只有五百万。一块价值两个亿的地，被一个注册资本五百万的公司买走了。而且，临江广源在签合同之前，刚刚完成了一次增资——从五百万增资到两个亿。增资的时间是合同签订前十天。”

“增资的钱从哪里来的？”

林月摇了摇头：“不知道。工商登记信息只显示增资了，不显示资金来源。但你可以想一下，一个注册资本五百万的小公司，突然在十天之内拿到了一亿九千五百万的增资款，这些钱是谁给的？”

陈默的脑子在飞速转动。临江广源从临江新城置业手里买地，买地的钱来自于增资，增资的钱来自于某个“金主”。而这个“金主”为什么要给临江广源注资？因为临江广源买下那块地之后，会做什么？

“那块地后来怎么样了？”陈默问。

“我查了一下，临江广源拿到那块地之后，半年内又把它转卖给了另一家公司。转卖的价格是两亿六千万。半年时间，净赚六千万。”

陈默的呼吸停了一瞬。六千万。这不是利润，这是利益输送的过桥费。临江新城置业把地卖给临江广源，临江广源再转卖给下一家，中间的差价就是“好处费”。而临江新城置业是临江新城集团的子公司，临江新城集团的负责人是高天，项目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赵维国。

“那家接盘的公司叫什么？”

“临江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林月顿了顿，“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赵维民。”

赵维民。

陈默觉得这三个字像一根针，扎进了他的太阳穴。赵维民，赵维国。这两个名字只差一个字。不是巧合，绝不可能是巧合。

“赵维民是赵维国的什么人？”他问。

林月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你已经知道答案了”的意味。

“赵维民是赵维国的亲弟弟。”她说。

办公室里没有声音了。客厅里只有空调的低鸣，和远处街上偶尔驶过的车辆声。陈默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五个灯泡，有两个已经坏了很久了，他一直没有换。

“月月，这些信息，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林月说，“直到昨天，我在姐姐家听到那通电话，我才把这些东西串起来。陈默，我不是在帮你隐瞒什么。我是你的妻子，但我也是一个律师。律师的第一原则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临江新城置业是我的客户，我不能主动泄露客户的信息。但现在是你在查这个案子，你是调查组副组长，我有义务配合调查。”

“所以你是在告诉我，你要从现在开始配合我的调查？”

林月看着他，目光很复杂。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我会把临江广源和临江鼎盛的所有相关材料整理出来，包括那份法律意见书、转让合同、以及我手头所有的往来函件。”她说，“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要让我出庭作证。”林月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可以在背后帮你，但我不能站在法庭上，指着赵维国说‘这是利益输送’。他是我的连襟。姐姐对我很好，我不能那样做。”

陈默沉默了很久。他知道林月说的是实话，也知道这个“条件”意味着什么——她愿意帮忙，但她不愿意成为那把刀。她要把刀递给他，让他去捅，而她自己站在远处，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好。”他说。

林月站起身，走进书房。几分钟后，她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茶几上。档案袋的封口处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临江新城置业-临江广源-临江鼎盛 相关文件”。

陈默没有当场打开。他把档案袋拿进自己的书房，锁进了保险柜。

那天晚上，陈默又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但脑子里全是那些数字和名字。两亿一千万的合同，一亿八千万的真实价格。三千万的差价。六千万的土地倒卖利润。赵维民。赵维国。临江广源。临江鼎盛。

这些数字和名字像一串珠子，他已经找到了穿起它们的线，但线的两端分别系着什么，他还看不清。

他翻了个身，面朝林月的方向。林月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而缓慢，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即使在梦里也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他伸出手，想帮她抚平那道眉间的皱纹，但手悬在半空中，最终没有落下。

他怕弄醒她。更怕的是，弄醒她之后，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那道白线从窗台一直延伸到床脚，像一把尺子，量出了这个房间里两个人在同一张床上的距离。

星期五早上，陈默五点半就起了床。

他没有惊动林月，洗漱完毕，穿了一件深色的西装外套——今天是去省纪委开会，不能穿得太随便。他把汇报材料从保险柜里取出来，放进公文包，又检查了一遍有没有遗漏。

出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街上几乎没有车，红绿灯在没有车辆的路口自顾自地变换着颜色。他上了高速，把车速控制在限速以内，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几辆车。

七点四十，他到了省城。

时间还早，他找了一家路边的早餐店，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一个茶叶蛋。早餐店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说话带着浓重的省城口音，跟临江的口音不太一样，但陈默听得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一边吃一边看着街上的行人。

上班高峰期还没有开始，街上的人稀稀拉拉的。一个老头牵着一只柯基犬慢慢走过，狗走几步就要停下来闻闻电线杆，老头就耐心地等着，嘴里嘟囔着什么。一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掠过，书包在身后一颠一颠的。一个清洁工推着三轮车，用夹子捡起地上的烟头，动作娴熟而机械。

陈默看着这些画面，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人，这些过着普通日子的人，他们不知道临江新城项目背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叫刘建国的人从七楼掉了下来，不知道有一份合同被涂改了三千万，不知道有一个叫赵维民的中间人倒卖了一块地净赚六千万。他们只知道临江新城项目是市里的重点工程，是临江的未来，是他们的骄傲。

陈默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放下碗，结了账，开车去了省纪委。

省纪委大楼今天看起来比上次来的时候更肃穆一些。门岗换了人，一个年轻的武警战士检查了他的证件和工作证，又对照了一份名单，才放他进去。

他把车停好，走进大楼，上了十二楼。

方远的办公室门关着，但门缝里透出灯光。陈默看了看手表，八点四十。他决定先去三楼的会议室看一下。

三楼会议室的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在布置会场。长条形的会议桌铺着深蓝色的桌布，每个座位前放着一个铭牌、一瓶矿泉水、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陈默扫了一眼铭牌上的名字——省纪委、省监察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审计厅，还有临江市的几个位置，其中一个写着他的名字。

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脚边。会议室里还没有其他人，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在调试投影仪。陈默闭了一会儿眼睛，把要在会上汇报的内容在心里过了一遍。

两点半，会议正式开始。

方远坐在会议桌的主位，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表情严肃。他的左右两边坐着省纪委的几位领导，陈默认识其中两个，另外几个面生，可能是从其他部门调来的。

按照会议议程，首先由省发改委和财政厅分别介绍临江新城项目的立项背景和资金安排。两个部门的负责人照着稿子念了一遍，内容都是陈默已经看过的那些材料——投资规模三百一十八亿、省市政府配套资金、银行贷款、社会资本引入等等。没有新信息。

然后轮到陈默汇报调查进展。

他站起来，把汇报材料分发给在场的每个人。他没有用投影仪，而是选择口头汇报，这样可以根据听众的反应随时调整内容的详略。

“调查组成立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第一，对举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实，确认举报人刘建国所附的合同编号和银行账户信息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第二，调取了临江新城项目一标段桩基工程的相关材料，发现招标过程中存在一些程序上的瑕疵。第三，对临江新城集团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了初步审阅，发现部分合同存在金额不一致的情况。”

他没有提到合同涂改的具体细节，也没有提到林月提供的土地转让信息，更没有提到赵维民的名字。在省纪委的会上，他需要先探明风向，再决定抛出多少东西。

方远在他汇报完之后，问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调查进度的，没有追问细节。其他几个部门的领导也提了一些问题，大多是程序性的，没有人对陈默汇报的内容提出质疑。

会议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散会的时候，方远把陈默留了下来。

“到我办公室来。”

方远的办公室里，窗帘拉了一半，午后的阳光被切割成一道斜斜的光柱，照在地毯上。方远没有坐回办公桌后面，而是坐在了茶几旁边的沙发上，示意陈默也坐。

“你刚才在会上留了一手。”方远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陈默没有否认。

“说吧，你查到了什么？”

陈默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合同涂改的照片，放在茶几上，推到方远面前。方远拿起照片，凑近看了看，又放下，表情没有变化。

“合同金额从一亿八千万改成了两亿一千万。多出来三千万。”陈默说。

方远沉默了几秒，然后问：“合同是哪两家公司之间的？”

“临江新城集团和临江建工集团。临江建工是临江新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方远点了点头，像是在消化这个信息。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陈默。

“方主任，还有一个情况。”陈默把林月整理的那份材料也拿了出来，但只翻到了临江广源和临江鼎盛的那一页，没有提到林月的名字，“临江新城集团的一个子公司，把一块价值两亿的地转让给了一家叫临江广源的公司。临江广源在半年后以两亿六千万的价格转卖给了临江鼎盛。临江鼎盛的法定代表人叫赵维民。”

“赵维民？”方远转过身。

“赵维国的亲弟弟。”

办公室里安静了。方远看着陈默，目光里有一种陈默从未见过的沉重。那不是一个领导对下属的审视，而是一个老纪检对另一个纪检的提醒——你已经走到了一个不能回头的路口。

“陈默，你知道赵维民这个人吗？”方远问。

“不太了解。”

“赵维民在临江做工程做了二十多年。他名下有三家公司，都是建筑和房地产相关的。这个人很低调，从来不出席公开活动，也从来不在任何会议或文件上留名。但他的资产，据省纪委之前掌握的线索，至少在十个亿以上。”

陈默的呼吸重了一下。十个亿。一个做工程的人，在临江这种地级市，凭正常的经营，不可能积累十个亿的资产。

“之前为什么没有查？”他问。

“因为没有突破口。”方远重新在沙发上坐下，“赵维民所有的生意都是通过中间人做的，他的名下查不到任何直接的违规记录。他的公司都是正规经营，合同、发票、纳税，样样齐全。但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些合同背后的东西——谁给了他工程，谁帮他拿的地，谁在审批环节给他开了绿灯——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

“赵维国。”

方远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只是说了一句：“你继续查。但记住——证据，只有证据，才能说话。没有证据的猜测，连一张废纸都不如。”

陈默离开方远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走出省纪委大楼，站在台阶上，看着省城的暮色。这座城市的天空比临江要开阔一些，没有那么多高楼挡住视线，但陈默觉得，他看到的不是天空，而是一面巨大的、透明的墙。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但没有立即开走。他坐在驾驶座上，把今天会上和方远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方远对合同涂改的反应很平静，对赵维民的反应也很平静。这种平静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见过了太多大风大浪之后的沉稳。方远知道的东西，远比他说的要多。

陈默把车开出省纪委大院，上了回临江的高速。

一路上，他没有听收音机，没有打电话，就那么沉默地开着车，车窗开了一条缝，晚风灌进来，带着六月的热气和高速公路特有的橡胶味。

他在想一个问题——方远说的“突破口”到底是什么？

赵维民不是突破口，因为他只是一个台前的提线木偶。赵维国也不是突破口，因为他太精明，太谨慎，滴水不漏。刘建国曾经是一个突破口，但他已经死了。王磊是另一个可能的突破口，但他失踪了。郑东方知道很多，但他在暗处，不敢露面。

突破口到底在哪里？

车驶入临江市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华灯初上，街道两旁的商铺亮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烧烤摊的烟弥漫在空气中，和汽车尾气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独属于夏天的味道。

陈默的手机响了。是沈若溪。

“陈主任，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

“我查到那个开黑色帕萨特的警察了。”沈若溪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的兴奋，“临D·A3721，临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车辆。登记的用车人是副大队长李成钢。”

李成钢。

就是那个在办公室里让他看现场调查报告、说“监控恰好坏了”的李成钢。就是那个被他问到“见过多少‘恰好’没有监控的自杀案”时没有回答、重新点烟的李成钢。

“你确定？”

“确定。我查了车辆登记信息，又通过一个在公安局的朋友确认了。这辆车在刘建国坠楼当天，确实出现在临江新城项目指挥部附近。行车记录仪的记录被删除了，但GPS轨迹还留着，显示这辆车在当天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一直停在指挥部大楼的停车场里。”

陈默握着方向盘的手收紧了。

李成钢。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他亲手经手了刘建国坠楼的现场勘查。他给出了“排除他杀可能”的初步结论。他让保安队长孙德胜“不要乱说话”。他的车停在指挥部大楼的停车场里，从下午两点到五点——从刘建国坠楼前两个多小时，到坠楼后四十多分钟。

“沈记者，这个消息你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知道。”

陈默挂断电话，把车停在了路边。他需要缓一缓。

李成钢不是普通的刑警。他是副大队长，有十五年的刑侦经验。如果他参与了对刘建国坠楼案的“定性”，那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被查清。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想要把一桩他杀伪装成自杀，手段太多了——他可以伪造现场、可以忽略关键证据、可以在报告中省略细节、可以“恰好”忘记调取某些监控。

但问题在于，李成钢是受人指使，还是主动参与？

如果是受人指使，指使他的人是谁？赵维国？高天？还是比他们级别更高的人？

如果是主动参与，那他在这条利益链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得到了什么好处？

这些问题，陈默暂时没有答案。

他把车重新发动，开回了家。

林月不在家。客厅的灯关着，餐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临时有个客户约谈，晚饭在锅里热着，你自己吃。”

陈默走进厨房，打开锅盖，里面是西红柿炒鸡蛋和一碗米饭。他用微波炉热了一下，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吃完了这顿饭。

吃完饭，他洗了碗，走进书房，锁上门。他把今天在省纪委的会议记录整理了一遍，然后把沈若溪提供的关于李成钢的信息写进了笔记本。

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图。

中间是刘建国，箭头指向他的是“坠楼”，坠楼下面画了一个问号。从问号延伸出三条线：一条指向“李成钢”，旁边写着“现场勘查、定性自杀、车在停车场”；一条指向“王磊”，旁边写着“目击地下车库、已失踪”；一条指向“郑东方”，旁边写着“提供线索、不敢露面”。

然后，从李成钢那里，他又画了一条线，指向一个空白的圆圈。那个圆圈代表什么，他还不知道。但他知道，那个圆圈里一定有一个名字，一个足够让一个刑侦副大队长甘愿冒风险去掩盖一桩命案的名字。

陈默合上笔记本，关灯，走出书房。

客厅里黑漆漆的，只有鱼缸的灯亮着，照得那几条金鱼像在水中漂浮的橙色火焰。他站在鱼缸前看了一会儿，那些鱼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鱼缸的主人正在面对什么。它们只是游，不停地游，从鱼缸的这一头游到那一头，再游回来。

陈默关了鱼缸的灯，走进了卧室。

林月还没有回来。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车辆声。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朝下，没有任何消息。

他想起了明天中午的饺子。

姐姐包的韭菜三鲜馅饺子，虾仁是新鲜的，韭菜是早上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皮薄馅大，咬一口会流出鲜美的汤汁。小时候，他最喜欢吃姐姐包的饺子，一顿能吃三十个。姐姐总是笑着说：“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那时候，赵维国还没有出现。那时候，他还没有在纪委工作。那时候，腐败离他的生活很远，远得像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情。

现在，腐败就在他的饭桌上，在他的书房里，在他即将要去吃饺子的那个家里。

陈默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

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而那场仗的战场，不是纪委的办公室，不是省城的会议室，而是姐姐家的餐桌。在那个餐桌上，他将面对赵维国，面对自己的姐姐，面对所有那些不能说破的秘密。

他要坐在那里，笑着吃饺子，说“姐，你包的饺子还是那么好吃”，然后看着赵维国的眼睛，从那双平静得像死水一样的眼睛里，读出那些他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

这比任何一场审讯都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