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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回廊第二集：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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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从公安分局出来之后，没有直接回纪委。

他把车开到了临江边上的一条僻静街道，停在一棵梧桐树下的阴影里。引擎熄灭之后，车内安静得只剩下仪表盘上时钟的滴答声。十一点二十三分。

他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把今天上午收到的所有信息在脑子里重新排布一遍。

周敏说的那些话——刘建国一周前开始写东西、垃圾桶里的碎纸片被警察拿走了、赵维国的秘书警告过他——每一句都像一颗石子，投进他原本平静的内心湖面，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然后是李成钢那份调查报告。窗台上的鞋印、没有抵抗伤的尸体、恰好坏掉的监控。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都可以用“巧合”来解释，但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让人后脊发凉的模式。

巧合多了，就不是巧合了。

陈默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点燃。烟雾在密闭的车厢里弥漫开来，他摇下一点车窗，让烟散出去。六月的风吹进来，带着一股河水的腥味。

他想起方远说的那句话：“临江这潭水，比你看到的要深得多。”

方远在省纪委待了二十二年，见过的大风大浪比他多得多。能让方远说出“深得多”这三个字的案子，绝不是普通的贪腐案件。这意味着，临江新城项目背后牵涉的人，可能不只是赵维国这个级别的。

陈默把烟掐灭在车里的烟灰缸里，发动了车子。

他决定先去调查组的办公室看一眼那些已经送来的资料。小赵说资料已经到了一批，他需要知道这批资料里有什么、缺什么。在纪委办案，资料就是弹药。没有弹药，枪再好也没用。

临江市纪委大院中午时分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去食堂吃饭了，楼里只有零星几个脚步声。陈默从侧门进去，没有经过大厅，直接上了四楼。

走廊里闻得到食堂飘来的饭菜味，红烧肉的味道，混着蒜蓉炒青菜的气息。他的胃空了一上午，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从早饭到现在什么都没吃。但他没有停下来，径直走向走廊尽头那间贴着“临江新城项目调查组”纸条的办公室。

推开门，小赵不在。办公室里只有那几个纸箱，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边。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把桌上的几张空白A4纸吹得沙沙作响。

陈默脱掉夹克，搭在椅背上，卷起袖子，开始拆箱。

第一个箱子里装的是临江新城项目的基本情况材料——立项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土地审批文件。这些都是面上的东西，是项目方主动提供的“标准配置”，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必须看，因为问题往往藏在标准配置的缝隙里。

他快速翻阅了立项批复文件。临江新城项目于2017年3月由省发改委正式批复立项，总投资概算318亿元，规划用地面积约12平方公里，是临江市建市以来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项目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由临江市政府授权临江新城集团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融资、建设、运营一体化运作。

临江新城集团。陈默在这个名字下面画了一道线。

这家公司他知道。临江新城集团是临江市属国有企业，注册资本50亿元，由临江市国资委全资控股。董事长叫高天，四十五岁，是临江政商两界都吃得开的人物。陈默没见过高天本人，但听说过不少关于他的传闻——有人说他是临江的“地下组织部长”，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个台前的“白手套”，真正的老板另有其人。

陈默把高天的名字记在了笔记本上。

第二个箱子里装的是项目招标文件。这是举报信的核心指向，也是陈默最关注的部分。他把招标文件一册一册地拿出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临江新城项目分为七个标段，涵盖了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建筑、住宅开发等多个领域。按照刘建国举报信的说法，一标段的桩基工程招标存在问题。

陈默找到了桩基工程的招标文件。这是一份厚达三百多页的文档，包括招标公告、投标人须知、评标办法、技术规范、合同条款等内容。他直接翻到评标办法那一章。

评标办法采用的是综合评估法，总分一百分，其中技术部分占六十分，商务部分占四十分。技术部分的评分细项包括施工方案、质量保证措施、安全管理、人员配置、设备配置等十几个小项。在“技术方案”这一项的评分细则中，陈默看到了一行小字：“投标人应根据本项目地质勘察报告，针对软弱土层分布特征，提出专项桩基施工方案。”

这句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任何桩基工程都需要根据地质条件来设计施工方案，这是常识。但刘建国在举报信中提到了一句话——“招标文件中某一项不公开的技术参数”。

不公开的技术参数。这意味着，除了公开的招标文件之外，还有一份没有对外公布的资料，里面包含了只有特定投标人才能知道的信息。

陈默合上招标文件，拿出手机，给小赵发了一条消息：“下午上班后，帮我调临江新城项目一标段桩基工程的地质勘察报告。不是公开版，是项目内部用的详细版。”

发完消息，他继续翻看第三个箱子。

第三个箱子里的资料比较杂，有项目各阶段的会议纪要、领导批示、工作简报。陈默随手翻了几份会议纪要，大多是些官样文章——“会议指出”“会议要求”“会议强调”之类的套话，看不出什么实质内容。但有一份纪要让他的目光停了一下。

那是2019年2月的一次项目推进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会议议题是“关于临江新城项目一标段桩基工程招标工作的阶段性汇报”。参会人员名单里，赵维国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后面跟着十几个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字。

纪要用平淡的官方语言记录了会议的整个过程。招标工作的汇报人是临江新城集团的一名副总经理，他汇报了招标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到了“共有七家企业参与投标”“评标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等内容。然后赵维国做总结讲话，强调“要确保招标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要选择技术实力最强、信誉最好的企业来承担这项工程”之类的套话。

这些套话，陈默在纪委干了十二年，听过无数遍。他知道，越是强调“公开公平公正”的时候，往往越是问题最大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反复强调“我不是那种人”的时候，你基本可以确定他就是那种人。

陈默把这页会议纪要单独抽出来，放进了一个透明文件袋里。

他看了一下手表，十二点四十。食堂应该还有饭。

陈默下楼去食堂的时候，遇到了几个市纪委的同事。有人跟他打招呼，有人只是点了点头，还有几个人看到他之后，目光闪烁了一下，然后迅速移开。陈默对这种反应太熟悉了——在纪委这种地方，谁被“点名”负责某个敏感案件，谁就会成为人群中的“异类”。不是因为大家不信任你，而是因为大家不想被你“牵连”。

他端着一个不锈钢餐盘，打了一份红烧肉、一份清炒小白菜、一碗米饭，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陈主任，这边没人吧？”

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陈默抬头，看到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端着餐盘站在他面前。短发，素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她的眼睛很亮，带着一种不太像体制内人的锐利。

“没人，坐吧。”陈默说。

女人在他对面坐下，把餐盘放好，没有急着吃饭，而是先拧开一瓶矿泉水喝了一口。

“我叫沈若溪。”她伸出手，“临江日报的。”

陈默握了握她的手，手指细长，但握力不小。“陈默。市纪委的。”

“我知道你是谁。”沈若溪笑了，笑容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直接，“临江新城项目调查组的副组长。我在省里开会的时候听说过你。”

陈默没有接话。他开始吃饭，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慢慢咀嚼。他在等沈若溪说出真正的来意。一个记者主动坐到纪委干部对面，绝不会只是为了“拼桌吃饭”。

沈若溪也不着急，她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小白菜，吃得从容不迫。两个人沉默地吃了几分钟，食堂里的嘈杂声像一层薄雾，把他们和其他人隔开。

“我查过刘建国。”沈若溪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只有陈默能听到。

陈默的筷子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夹菜：“你是记者，查人很正常。”

“但我查到的有些东西，不能发。”沈若溪放下筷子，看着陈默的眼睛，“不是因为没证据，是因为发了也没用——没人敢发。临江日报的稿子，要过三道审。第一道是报社内部，第二道是市委宣传部，第三道——是赵维国的办公室。”

陈默放下筷子，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他看着沈若溪，脑子里快速转动。一个记者主动找上门，说“查到了不能发的东西”，这要么是真诚的合作邀请，要么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他需要判断她是哪一种。

“你想说什么？”陈默问。

“我想说，我手里有一份调查笔记。”沈若溪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放在桌上，用食指推到陈默面前，“不是全部，是一部分。关于临江新城项目造价虚高的问题。我的调查显示，这个项目的实际造价至少比正常水平高出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三百一十八亿的总投资里，有将近一百三十亿是水分。”

一百三十亿。

这个数字像一记重锤，砸在陈默的胸口。他知道临江新城项目可能存在贪腐问题，但他没想到数额可能这么大。一百三十亿，这是什么概念？临江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不到两百亿。这意味着，这个项目的水分，相当于临江市大半年财政收入的规模。

“你为什么给我？”陈默没有动那个U盘。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有可能查下去的人。”沈若溪说，“前两任调查组长，一个‘因病辞职’，一个‘车祸致残’。我不是在吓你，我是在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省里这次会点你的名吗？不是因为你是最适合的人，而是因为你是最没有退路的人。”

陈默的眼神变冷了：“什么意思？”

“你姐夫是赵维国。”沈若溪的语气没有任何波澜，像在说一个天气预报，“如果你查不下去，或者查了一半不了了之，你在这个系统里就再也抬不起头了。所有人都会说，陈默是因为裙带关系才不敢查。如果你查下去了，查到了你姐夫头上，你的家庭就完了。所以你不管是进还是退，都是输。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被选中——因为你没有退路，所以你不会轻易退出；因为你没有退路，所以你的挣扎会被所有人看在眼里，成为一个‘标杆’。”

陈默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沈若溪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是真的。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一点——从方远点出赵维国名字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被放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但他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会被一个记者看得这么透彻。

“U盘你拿回去。”陈默说。

沈若溪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也没有伸手去拿U盘。

“不是因为我不要你的东西。”陈默补充道，“是因为我现在不能收。你一个记者，我一个纪委干部，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任何形式的‘材料传递’，都会成为别人攻击调查组的把柄。你如果真的想帮我，就用你的方式继续查。查到的东西，不要给我，等我需要的时候，我会找你要。”

沈若溪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把U盘收了回去。

“你比你前任聪明。”她说。

“前任”这个词让陈默的神经又绷紧了一下：“你认识郑东方？”

郑东方，临江市纪委原第一监察室主任，陈默的前辈，也是临江新城项目第一任调查组组长。一年前，郑东方被任命为调查组组长，负责对临江新城项目的初步核查。两个月后，他“因病辞职”，调到了省里的一个闲职。陈默见过郑东方几次，印象中那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会轻易“因病”退缩的人。

“我采访过他。”沈若溪说，“在他辞职之后。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临江新城不是一个人在修，是一群人在挖。’第二天他就换了手机号，我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一群人在挖。

陈默在心里默念了这六个字。一个人腐败，是一棵烂树；一群人腐败，是一片森林。要在一片森林里烧出一块空地，需要的不只是一把火，还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还有一件事。”沈若溪站起身，端起餐盘，“刘建国的儿子叫刘洋，今年十六岁，在临江一中读高一。他妈妈可能没告诉你，刘洋在刘建国出事前一天，在学校跟人打了一架。打人的原因，是有人骂他爸是‘贪官的狗腿子’。”

陈默的眉头皱了起来：“谁骂的？”

“不知道。学校把这件事压下去了，没有记录。”沈若溪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陈主任，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这个城市。临江不能烂在一个项目上。”

她走了。食堂里的人群已经散了大半，只剩下几个吃得慢的，稀稀拉拉地坐在各处。陈默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是一份已经凉了的饭菜。

他把那盘红烧肉吃完了，一粒米都没有剩下。

下午两点，陈默准时出现在调查组的办公室里。

小赵已经在了，正蹲在地上拆最后一个纸箱。看到陈默进来，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陈主任，地质勘察报告的事我问了。项目方说详细版的地勘报告属于‘内部技术资料’，不对外提供。要调的话，需要项目领导小组的书面同意。”

“项目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谁？”

小赵翻了翻手里的笔记本：“赵维国。”

陈默没有露出任何表情。他早就猜到了这个答案。临江新城项目领导小组的组长是临江市市长，但市长挂名不管具体事，实际负责的是副组长赵维国。这意味着，要拿到那份地勘报告，他必须向赵维国开口。

而一旦他开口，赵维国就会知道他在查什么。

“先放一放，看别的。”陈默说，“资料都到了吗？”

小赵指了指墙边已经拆开的几个箱子：“到了六个箱子，我大概翻了一下，主要是项目前期的审批文件和招标文件。项目的财务资料、合同原件、付款凭证这些核心材料，一份都没有。”

“跟项目方要了没有？”

“要了。”小赵的表情有些微妙，“临江新城集团那边说，财务资料正在‘内部审计’，暂时不方便提供。合同原件在档案室，需要‘预约查阅’。付款凭证在银行，需要‘走程序’。”

陈默在椅子上坐下来，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这不是阻力，这是彻底的封锁。调查组连最基础的材料都拿不到，还查什么？

“你联系的是谁？”

“临江新城集团办公室，一个姓刘的副主任。态度很好，就是说‘正在走程序’。”小赵顿了顿，“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换了一个人接，说刘副主任‘出差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对方说‘不确定’。”

陈默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临江新城集团办公室的电话。电话响了六声，被接起来，一个年轻的女声说：“您好，临江新城集团办公室。”

“我是市纪委临江新城项目调查组的陈默。请转你们董事长高天。”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高董事长今天不在。您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达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我是办公室的文员，姓王。”

“王小姐，请你转告高董事长，我是调查组副组长陈默。调查组需要调取临江新城项目的财务资料、合同原件和付款凭证。请他指定一个对接人，明天上午九点之前把材料送到市纪委四楼调查组办公室。如果明天上午九点材料还没有到，我会以调查组的名义向省纪委报告‘项目方不配合调查’。”

他没有等对方回答，直接挂断了电话。

小赵在旁边看着，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想说什么就说。”陈默头也不抬。

“陈主任，这样会不会……太硬了？”小赵斟酌着用词，“临江新城集团是市属国企，高天在临江的关系很深的。得罪了他，后面很多事情可能会更难办。”

陈默抬起头，看着小赵：“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硬’的问题吗？”

小赵愣了一下，没回答。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材料拿不到，证人死了，监控坏了，前两任组长一个辞职一个残了。”陈默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空气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想着‘不得罪人’，那这个调查组不如就地解散。”

小赵沉默了。他跟在陈默身边三年，知道陈默的脾气——平时话不多，看起来温温吞吞的，但一旦做了决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好，我听您的。”小赵说。

“你继续整理这些资料，把每个箱子的内容列一个清单。特别注意有没有时间线上的空白——哪些时段有资料，哪些时段没有。空白的地方，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小赵点了点头，蹲下身继续整理纸箱。

陈默拿起那本会议纪要，翻到赵维国讲话的那一页，重新看了一遍。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句话上——“要选择技术实力最强、信誉最好的企业来承担这项工程。”

最强。最好。

这两个词在招标文件里，通常意味着“内定”。因为“最强”和“最好”是没有量化标准的，可以随意解释。评标委员会可以说A公司“最强”，也可以说B公司“最强”，全看他们想选谁。

陈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一标段中标单位——临江建工集团。”

临江建工集团是临江市最大的建筑企业，也是临江新城集团的长期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临江新城集团出钱，临江建工集团干活，钱从左口袋流进右口袋，中间有多少流进了私人的腰包，只有账本知道。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林月发来的消息：“晚上有个应酬，不回来吃饭了。你自己解决。”

陈默打了两个字：“好的。”

他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看资料。

下午四点半，调查组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了。

敲门声不轻不重，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陈默说了声“请进”，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深色的POLO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微笑。

“陈主任，您好您好。”男人快步走过来，伸出手，“我是临江新城集团办公室的刘志远。下午接到您的电话，我正好从外地赶回来了，特意过来跟您对接一下材料的事情。”

陈默握了握他的手，没有站起来：“刘副主任不是出差了吗？”

刘志远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是的是的，临时有个急事去了省城，接到您电话之后我就往回赶了。陈主任亲自过问的事情，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陈默看着他。这张脸很会笑，笑容像一件合身的西装，穿在身上妥帖得不像真的。这种人在体制内很常见——他们对上永远笑脸相迎，对下永远公事公办。他们最大的本事不是做事，而是让做事的人看起来像在找茬。

“刘主任，我需要的东西，小赵应该已经跟你们办公室说过了。”陈默说，“财务资料、合同原件、付款凭证。清单我可以给你一份。”

“没问题没问题。”刘志远连连点头，“不过陈主任，这些材料数量比较大，整理需要一点时间。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明天先给您送一批，剩下的分批送过来，最迟一周之内全部到位？”

陈默知道他这是在拖延。一批一批地送，意味着调查组永远只能看到被筛选过的材料。真正的核心资料，可能会在“分批送”的过程中“不小心丢失”，或者“正在整理”到调查结束。

“刘主任，不是我不给你时间。”陈默的语气很平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商量的分量，“调查组的工作是有时限的，省纪委盯着，临江市委也在盯着。材料不到位，调查就无法开展。你拖一天，就是拖省纪委一天。这个责任，你扛得起吗？”

刘志远的笑容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嘴唇，然后迅速恢复了镇定：“陈主任您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明天上午九点，第一批材料准时送到。”

“清单上列出的所有材料，第一批就要到。我不希望看到‘分批’这两个字。”

刘志远看了陈默两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好的，明白了。”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礼貌地告辞，走出了办公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小赵抬起头，和陈默对视了一眼。

“他肯定会给高天打电话。”小赵说。

“让他打。”陈默翻开笔记本的下一页，“高天知道我们在查什么之后，要么会收敛，要么会反扑。不管是哪一种，都比现在这样温水煮青蛙强。”

小赵犹豫了一下：“陈主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

“您觉得刘建国到底是怎么死的？”

陈默的手停在笔记本上，笔尖抵着纸面，没有动。他抬起头，看着窗外。午后的阳光照在对面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光。

“我不知道。”陈默说，“但我很快就会知道。”

五点半，陈默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他走到楼梯口，正准备下楼，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临江本地的座机。

他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语速很快：“陈默，我是郑东方。”

陈默的脚步停住了。郑东方。那个“因病辞职”的前任调查组长。

“郑主任。”陈默压低了声音，“您怎么……”

“别问那么多。我现在不方便说话，长话短说。”郑东方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的急促，像是一个人在密闭的空间里压着嗓子说话，“刘建国的案子，你不要只看七楼。去看看地下车库。事发当天下午，有人看到刘建国从地下车库的电梯上楼，不是从一楼大厅。”

陈默的呼吸停了一瞬：“谁看到的？”

“我不能说。你去找临江新城项目的保安队长，叫孙德胜。他手下的一个保安看到了。但这个保安已经不在临江了——事发第二天，他就被辞退了。”

“那个保安叫什么名字？”

“孙德胜知道。你去找他，但不要打电话，也不要白天去。孙德胜晚上在临江老城区的一个棋牌室看场子。地址是……”

郑东方说了一个地址，陈默在脑子里记了下来。

“郑主任，您为什么帮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郑东方说了一句让陈默很长时间都忘不掉的话：“因为我没查完。我欠临江一个交代。”

电话挂断了。

陈默站在楼梯口，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他看了看通话记录，那个号码没有显示归属地，回拨过去，提示音说“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郑东方用了某种方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号码。这说明他现在的处境，比陈默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一个曾经的纪委干部，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传递信息，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陈默把手机收进口袋，快步走下楼梯。

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车里，从后备箱的夹层里拿出一件深色的冲锋衣，换掉了身上的夹克。他又从储物箱里拿出一顶棒球帽，扣在头上，帽檐压低。

天还没有完全黑。他不想太早去棋牌室，也不想太晚回家让林月起疑。他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他在车里坐了半个小时，等到天色彻底暗下来，才发动车子，开往临江老城区。

老城区是临江市最破旧的一片区域，狭窄的街道，斑驳的墙面，电线像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这里住着临江最底层的人，也藏着临江最古老的秘密。

陈默把车停在一条巷口，按照郑东方说的地址，步行穿过两条街，找到了那家棋牌室。

棋牌室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一楼，没有招牌，只有一扇铁门半开着，里面传出麻将碰撞的声音和呛人的烟味。陈默推门进去，烟雾缭绕中，七八张麻将桌坐满了人，大多是些中老年人，有几个年轻人混在里面，看起来不像是来打牌的。

他扫了一圈，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看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子，手里夹着一支烟，正百无聊赖地看着牌桌。陈默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孙队长？”陈默低声说。

光头男人转过头，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棒球帽上停了一下：“你是谁？”

“省纪委的。郑东方让我来的。”

孙德胜的表情变了。他掐灭了烟，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声“替我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朝里面的一个小房间走去。陈默跟在他身后。

小房间不大，放着一张折叠桌和两把塑料椅子，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年画。孙德胜关上门，坐在一把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

“郑东方还活着？”他问。

“活着。”陈默说，“但不太方便露面。”

孙德胜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来，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扭曲变形：“你想问什么？”

“刘建国坠楼那天，你手下的一个保安看到了什么？”

孙德胜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

“那个保安叫王磊，二十三岁，干了不到半年。”孙德胜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出事那天下午，王磊在地下停车场的岗亭值班。他说他看到了刘建国从地下车库的货梯上楼。”

陈默的脑子里嗡了一声。

按照李成钢的调查报告，目击者只有那个保洁员，她说看到刘建国从一楼大厅的电梯上了七楼。但如果王磊说的是真的，刘建国是从地下车库上的楼，那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要从地下车库走？是为了避开什么人？还是因为他去七楼之前，先去了一趟地下车库的其他地方？

“王磊现在在哪里？”

孙德胜摇了摇头：“不知道。出事第二天，公司就把王磊辞退了，理由是‘工作期间擅自离岗’。我去找过他租的房子，已经搬走了。手机也打不通。”

“他在临江有亲戚吗？”

“好像是外地来的，一个人在临江打工。具体哪里人，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皖北那边的。”

陈默把“皖北”这个词记在了脑子里。

“除了你，王磊还跟谁说过这件事？”

孙德胜把烟掐灭在桌上，用拇指碾了碾烟头：“跟我说了之后，我让他闭嘴，别再跟任何人提。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别人说过。那孩子嘴不严，又年轻，说不定跟哪个同事喝了酒就说出去了。”

“你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警方说？”

孙德胜抬起头，看着陈默，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恐惧，又像是愧疚。

“我跟来调查的警察说了。来的有两个警察，一个年轻的，一个岁数大的。我跟那个岁数大的说了王磊看到的情况。他听了之后，让我‘不要乱说话’，说‘这种谣言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那个警察叫什么？”

“不知道名字。但我记得他开的车——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车牌号是临D·A……后面几个数字没记住。”

黑色的帕萨特。临D·A。那是临江市公安局的车牌号段。

陈默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孙队长，如果你想起任何关于王磊的线索，或者再有人来找你问这件事，你打这个电话。”

孙德胜拿起名片看了一眼，塞进了裤兜里。

陈默拉开小房间的门，准备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孙德胜忽然在身后说了一句话：“陈同志，王磊那孩子，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陈默转过身。

“他说——‘刘工从货梯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像是见了鬼。’”

陈默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被这句话钉在了原地。

脸色白得像纸，像是见了鬼。

一个即将坠楼的人，在坠楼之前，脸上出现这种表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上楼之前，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或者——他在上楼之前，已经看到了某种让他恐惧到失色的东西。

“谢谢。”陈默说。

他走出了棋牌室，走进了老城区昏暗的夜色中。

巷子里没有路灯，只有远处街口透过来的一点昏黄光线。陈默快步走在狭窄的巷道里，脑子里的信息像失控的列车一样飞速运转。

刘建国从地下车库上七楼。保安王磊看到了，但已经被辞退，下落不明。王磊的证词被警方忽略，或者被压了下去。郑东方——一个已经“因病辞职”的前调查组长——在暗中传递信息。

这些线索像一条条暗河，在地表之下奔涌，汇聚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方向。

陈默走出巷口，朝停车的方向走去。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几辆停在路边的车，和远处一家小卖部的白色灯光。

他走到自己的车前，伸手去拉车门的时候，余光扫到马路对面有一个黑影。

那个黑影站在一棵行道树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像是从黑暗中长出来的一部分。

陈默的手停在车门把手上，没有拉开车门。他慢慢转过身，面朝那个方向。

黑影没有动。

路灯的光线不够亮，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只能看出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着深色的衣服，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

陈默站在原地，和他对峙了大约十秒钟。

然后，那个黑影转过身，走进了更深的黑暗里，消失了。

陈默拉开车门，坐进去，锁上门。他没有立即发动车子，而是坐在驾驶座上，透过后视镜观察车外的动静。

没有人跟上来。

但他知道，他在老城区的行踪，已经被人盯上了。

陈默发动车子，开出老城区，上了主干道。他刻意在市区的几条主要街道上绕了几圈，确认没有被跟踪之后，才开回了锦绣花园小区。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林月还没有回来，客厅的灯关着，只有玄关的感应灯亮着，发出微弱的暖光。陈默换了鞋，把夹克挂在衣架上，走进书房，锁上门。

他打开抽屉，拿出举报信复印件，又拿出了笔记本，把今天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整理了一遍。

第一，刘建国坠楼前一天，儿子刘洋在学校被人骂“贪官的狗腿子”。这意味着，刘建国在单位内部可能已经被人贴上了某种标签。

第二，刘建国从地下车库上七楼，不是从一楼大厅。这不符合正常人的行为习惯，除非他有不想被人看到的原因。

第三，保安王磊看到了刘建国从货梯出来时的表情——“脸色白得像纸，像是见了鬼”。这说明刘建国在坠楼之前，已经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

第四，王磊的证词被警方忽略或压制。那个让他“不要乱说话”的警察，开的是一辆黑色帕萨特，临D·A号段。

第五，郑东方在暗中活动，传递信息。他说自己“没查完”，这说明一年前的调查并非真的“因病”终止，而是被迫中断。

这些信息拼在一起，形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刘建国不是自杀。至少，不是心甘情愿的自杀。

陈默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的手机又震了一下。他拿起来一看，是林月发来的消息：“应酬结束了，在回来的路上了。”

他没有回复。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的夜色。

临江的夜空看不到星星，只有远处高楼的灯光，像一堆燃烧后的灰烬，还残留着最后一点余温。

他知道，从明天开始，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他拿起笔，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了三个名字：

王磊。孙德胜。郑东方。

然后，在郑东方的名字下面，他又写了一行小字：

“他为什么帮我？”

这个问题，他暂时没有答案。但他知道，答案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

就像尸体从深水里浮上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