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扎实的文本是戏剧艺术的基石。中国剧协作为联络、协调、服务戏剧界的专业团体，一直高度关注剧本创作和剧作家成长。2024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十周年，中国剧协紧跟时代步伐，于7月在全国范围内就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展开充分调研，共收到调研报告41份。在此基础上，于12月16日至18日在泉州召开“夯实戏剧高质量发展之‘本’——2024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活动”。 《剧本》编辑部现将前期调研、经验交流与座谈研讨成果相结合，形成调研报告，以飨读者。

文编辑部（执笔：莫惊涛）

来源《剧本》杂志

对于戏剧创作而言，“一剧之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剧本荒”和“编剧荒”曾长期困扰戏剧界。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剧本和编剧数量似乎均有所增长，但好剧本和好编剧还是相对稀缺。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剧协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2024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泉州召开“夯实戏剧高质量发展之‘本’——2024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活动”，对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进行摸底、梳理，旨在总结十年来戏剧创作的成就、经验，剖析创作领域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引领创作方向，推动各地、各院团找到适合自身的创作发展道路，推动戏剧事业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的剧本创作成就

据初步统计，自2014年至2024年的十年间，全国剧作家共创作大型剧本逾6000部，超过一半被搬上舞台。这些剧目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题材内容丰富，艺术形式多样，精品力作频出

十年来戏剧文学创作呈现繁荣局面，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它们有的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瞬间，颂扬了革命先烈奉献牺牲的伟大精神和优秀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真挚情怀，如评剧《母亲》、昆剧《瞿秋白》、豫剧《焦裕禄》、河北梆子《李保国》、话剧《谷文昌》《桂梅老师》、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有的深耕现实生活，聚焦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如秦腔《狗儿爷涅槃》、滑稽剧《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豫剧《都市阳光》、话剧《老大》等；有的扎根传统，从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寻找题材资源，塑造代表中国气派和民族精神的艺术形象，如话剧《杜甫》《屈原》、扬剧《郑板桥》等；有的以现代意识对传统经典予以激活和再造，使文学名著及传统题材焕发出新活力，如曲剧《鲁镇》、莆仙戏《踏伞行》、晋剧《烂柯山下》等。

以北京为例，北京人艺十年间共创作了47部新创剧目和13部复排剧目，代表性作品有《司马迁》《玩家》《杜甫》《香山之夜》《正红旗下》《永定门里》等。北京京剧院新创剧目26部，复排、挖掘整理剧目达60多部（折），新创剧目包括《屈原》《正考父》《党的女儿》《大宅门》《李大钊》《嬴驷与商鞅》《齐白石》等。其中，《大宅门》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项目。北京市曲剧团共创作推出北京曲剧40余部，20余部新创，20余部复排，题材涉及现当代题材、历史题材；艺术类型涉及大型剧目、儿童剧、小剧场戏剧、沉浸体验式戏剧等。中国评剧院原创剧目24个，复排剧目56个（含折子戏），其中原创评剧《母亲》先后获得第十五届文华大奖、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201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北方昆曲剧院新创剧目达50多部，其中《白蛇传》荣获第77届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亚洲艺术奖最佳剧作奖。

福建作为戏剧大省，十年来剧作家们共创作317个大戏剧本，共获剧本奖项170个，包括国家级奖项24个（其中2017年高甲戏《大稻埕》获第22届曹禺戏剧文学奖，2019年闽剧《双蝶扇》获第23届曹禺戏剧文学奖，2023年闽剧《生命》获第25届曹禺戏剧文学奖）。这些作品中188个搬上戏剧舞台，上演率59.3%，获得各类剧目奖项161次，其中包括国家级奖项38个。

港澳台戏剧又是另一番景象。例如香港，2014年至2024年这十年香港社会变化很大，由此引发社会整体对身份问题的重新思考。一批年轻人纷纷成立中、小型剧团，使戏剧的多元驳杂更成常态。他们的创作大多紧扣时代、直面生活，写香港人面临环境兴衰变化的生存状态和理想情怀。澳门城市小、人口不多，但剧团多、演出多，目前活跃的戏剧团体接近30个。近十年坚持创作的代表性剧作家有周树利、李宇樑、许国权等。台湾现代戏剧创作则一直存在两大趋势：风格化、在地化。许多创作者将中外文剧本进行“在地化”改编，这跟小剧场一直是台湾现代戏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有关。相较于大陆强调话剧的文学性，台湾现代戏剧在发展历程中一直很关注舞台呈现中的“身体性”，推崇风格化的演出。

（二）政府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基金资助引领创作风向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国家艺术基金对戏剧创作的基本走势起着明显的引领作用。国家艺术基金自2013年成立以来，单就其资助的大型戏曲剧目就累计达1200余个，资助金额10亿元左右（不包括滚动资助和传播交流项目），将近占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金额的一半左右。从2014年到现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上海市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47项，河北省47项，江西省27项，黑龙江省16项，吉林省14项，其他各省受资助的项目也各有多寡。在传统戏曲文化浓郁的中西部地区，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效益更为明显。例如，山西省每年获得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金额就达3000多万元，这些资金主要投向了舞台艺术的创作与生产。国家艺术基金秉持“基金制管理、项目化运作”模式，在助推大型戏剧剧目创作、改善戏剧艺术生态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其在戏剧创作领域内的示范和导向效应也已形成，而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得以持续。

除国家艺术基金外，各省市也相继设立各类文化艺术扶持资金，如山东省艺术创作专项资金每年约3000万元，江西省文化艺术基金每年约1500万元。地方政府的基金扶持方式与国家艺术基金类似，多是从剧作创作阶段就介入资助，覆盖剧本扶持、首次立戏、修改提升等艺术创作的全过程。大大鼓励了剧作家的创作积极性，相对优化了舞台艺术的创作环境。

（三）文旅融合趋势加强，沉浸式戏剧创作渐为风尚

2018年4月，文化部和旅游部合并，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更好地统筹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为经济发展助力。在此背景下，各地依托旅游资源，陆续创作了一批适合年轻观众的剧目，诸如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等更成为“破圈”之作。这些剧目引领了消费时尚，获得了丰厚的票房收入，推动了传统舞台艺术的观念革新。再如昆明着力打造的庭院戏剧，以当地历史名人为素材创作了《聂耳》《钱南园》等“云南历史名人剧”，让观众深切感受地方文化，在古老的庭院中体验昆明故事的前世今生。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推出的《寻找戏剧家》，则是在融合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基础上为曹禺剧院量身打造的沉浸式文旅项目。沉浸式戏剧等新型演出形态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方式，它所形成的体验经济也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大批中青年剧作家深度介入文旅产业，创作了不少沉浸式剧目，拓展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也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剧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十年来，戏剧创作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题材重复率高，同质化现象明显，要做到意识形态引导与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相结合

这一时期剧本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现代戏创作为主。尤其是基层院团和民营院团，由于创作经费紧缺，主要依靠获取项目资金才能开展艺术生产活动，而不少资助项目对选题有引导性、规定性，这就造成新创剧目多以创作好人好事、英雄模范题材为主。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脱贫攻坚、建党100周年、抗击疫情等成为剧本创作的重点表现领域，出现了同一题材“一窝蜂”的现象。例如，安徽省在扶贫题材方面就出现了淮北梆子戏《春风化雨》《雨燕衔春》、黄梅戏《鸭儿嫂》《一个都不能少》、庐剧《马郢计划》、话剧《扶贫日志》等多部作品；红色题材则出现了《永远的大别山》《青春作伴》《共产党宣言》《高高的云岭》《永远的嫁衣》《抗大母亲》等多部剧作，题材同质化严重，质量参差不齐，不仅制约了编剧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空间，还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毋庸讳言，各级政府设立的艺术基金在推动剧团出戏出人、涵养戏剧生态环境、推动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是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管理艺术生产的一种手段，既要体现基金制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一臂之距”的工具性、功能性特点，又要体现基金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臂由心使”的导向性、方向性要求。基金的这种意识形态导向作用在大型戏曲剧目的创作方面有着充分体现。在新编历史古装剧的创作中，以地域性的历史先贤对应当下政治生态的剧目较多，例如清官意识之于反腐倡廉，民本民生之于服务人民等。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编剧借历史映照现实，以古人镜鉴当代的尝试和努力，但由于缺乏丰富的历史情境，往往流于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简单比附的俗套，缺少历史生活的具体细节和历史人物的丰富情感。在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戏创作中，申报主体往往取材于革命先烈的重大政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题材扎堆。在以当代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现代戏创作中，对英模人物的塑造高起高落过多，概念化、口号化较为普遍。这种题材上的自我窄化自然导致了舞台上的千篇一律。

例如，在2021年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戏剧创作中，就同时出现了三个“李大钊”、三个“杨开慧”等题材的作品。我们看到，这些以革命先烈为题材的剧目在数十年间被多次创作，今天看来很难说它们已经全面超越了此前同类题材的作品。更让人忧心的是，此类作品在相应的时间节点过去之后，就很少在舞台上上演。

（二）在主题表达和美学风格上，“高原”之作较多，“高峰”之作少见；要在充分阐扬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做到与多元化、个性化表达相结合，现实主义风格和多样化的舞台探索相结合

十年来的戏剧文学创作，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是正剧和喜剧居多，而像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之间的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极少。任何时代都会有悲剧故事和悲剧人物，他们是体现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个体精神探索的重要维度。悲剧人物的个体遭际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展现这些人物的所思所痛、创作出无愧于历史的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作品，是时代赋予艺术家的责任，这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消极观念没有必然的关系。在近些年的戏剧创作中，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像《曹操与杨修》那样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令人慨叹。

同时，唯现实主义、风格单一也是当前创作的隐忧。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在戏剧舞台上做多种风格的体现，并非仅有现实主义一种。要把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化的舞台实践与探索相结合，在舞台作品的风格和类型上多做各类有益的尝试。

总之，要正确处理好政治导向和文艺规律之间的关系，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要强调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艺术表达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在强调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重视舞台形式、技巧的创新和探索，丰富作品的审美意蕴，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只有这样，我们的舞台才能丰富多彩，艺术家才有可能探索、创作出更多的“高峰”之作。

十年来剧作家队伍建设成就

十年来，全国范围内剧作家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往老中青三代剧作家青黄不接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各级政府注重中青年编剧人才的培养，积极拓宽培养渠道，专业编剧人才在数量、质量上均有所提升

据2014年的《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统计，驻京部分国家级院团在职编剧数量如下：国家话剧院5人，国家京剧院为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5人，中央歌剧舞剧院1人。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国家级院团在职编剧数量如下：国家话剧院11人，国家京剧院5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4人，中央歌剧舞剧院4人。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除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专职编剧减少一人外，其他三家剧院的在职专业编剧都有大幅增加。就国家话剧院的11名编剧而言，本科及以上学历占91%；40周岁及以下年龄占比55%；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占36%。从数据来看，中青年编剧是剧院创作的中坚力量。

各地方院团的剧作家队伍状况和上述国家级院团有相似之处，多数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例如在本次调研的上海市20家专业院团中，共有14家院团配备了专职编剧，合计36名，其中30名为在编在岗人员。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各级政府注重中青年编剧人才培养，积极拓宽培养渠道，加大扶持力度有密切关系。

政府和民间相结合，长期和短期相结合，高校和社会相结合，这是近些年编剧人才培养比较显著的特点。

以戏曲为例，为解决编剧人才不足的问题，2016年至2020年，文旅部连续5年举办戏曲艺术编剧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聘请近百名戏曲专家结合理论讲授、辅导创作、作品点评、观摩研讨等多种形式进行专业授课。中国剧协也连续多年举办中青年编剧读书班、高研班，2023年创办曹禺戏剧文学讲师团并举办多期采风活动和改稿会。2024年5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和中国剧协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年戏曲编剧研修班在北京开班，中国剧协对编剧班培养的青年学员予以跟踪培养。国家艺术基金的青年人才培养项目等也依托具体项目，持续十几年对青年戏剧编剧予以扶持资助。学员们博采百家之长，不断提高戏曲艺术整体创作水平。

各地针对编剧人才的培养也出台了很多政策、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山西省文化厅举办“晋蒙陕冀四省（区）二人台编剧培训班”“山西省中青年编剧培训班”；辽宁省文旅厅结合地域特征申报的国家艺术基金艺术培养资助项目《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人才培养》，辽宁省剧协连续举办六届辽宁省戏剧创作骨干研修班；吉林省设立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以来，以吉林省艺术研究院为主体，先后承接与创作相关的两个连续性项目“全省重点吉剧剧本创作”和“全省吉剧中青年编剧导演培训”，2019年省艺术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首创“剧本超市”，为全省戏剧创作者和艺术院团提供中介平台，力求全省创作和演艺资源共享，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福建三年一届的全省戏剧会演剧本征文活动，结合省内外专家参与辅导的常态机制，极力打造优秀剧目，使其戏剧创作跻身于全国前列；云南省剧协十年来举办了多次全省中青年戏剧编剧培训班，累计培训青年编剧人才200余人次，人才涵盖体制内外的编剧及业余作者。2023年，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创新建立“扶风起飞”剧目孵化平台，专注于扶持青年戏剧人才，以项目促培养，以培训促培养，让编剧在实战中成长，打造兼具艺术性和市场化的剧目。

除政府主办的培养项目外，很多在政府专业部门指导下、由当地著名剧作家发起的、针对中青年编剧提升创作水准的民间交流学习平台也相继出现。例如，在湖南省文旅厅主导下成立的“湖南谷雨戏剧文学社”“湖南新锐编剧群”“谷雨社员与院团长交流群”等微信联谊群，不仅创办民间剧本刊物，刊发戏剧剧本，还创建省内编剧信息库和省内院团信息库，开展戏曲曲词进修班，举办青年编剧培训班，以及采风、观摩优秀剧目等活动，成果显著。此外，湖南常德创立的“黄士元戏剧曲艺创作工作室”，岳阳创立的“甘征文戏剧工作室”，皆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由著名老编剧自发发起。这些工作室通过十多年的奋斗，已取得不菲成绩。青年编剧们的创作积极性较高，已经成为湖南省戏剧界的一支新生力量，切实发挥了老一代剧作家对中青年编剧的传帮带作用。

福建省的武夷剧作社是由当地中青年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自愿组成的学术性、公益性社团组织，全省主要编剧骨干都是剧作社成员。2014年至2024年期间，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和福建省武夷剧作社联合主办的培训共有五期，包括2017年度举办的“全省舞台艺术编导骨干培训班”，参训人数41人；2019年10月和2020年12月，分两期举办的“福建地方戏曲理论评论人才培养”，参训人数分别为42人、32人；2021年11月和2023年5月，分两期举办的“福建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青年编剧培训班”，参训人数分别为40人、45人。由福建省文旅厅举办的三年一届的福建省戏剧会演征文和会演，每一届的获奖编剧80%以上来自武夷剧作社成员。

除相关政府部门和各地剧协举办的培训平台外，专业高校也在青年编剧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具备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为全国输送“基础厚、专业精、实践强”的编剧方面持续发力，成绩斐然。十年间，戏文系师生共创作214部作品，其中9项获国家级重大奖项，包括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等。有12项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其中1项为滚动资助项目，7项为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有49项获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其中1项为滚动资助项目，7项为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37项为青年编剧资助扶持项目。

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陆军教授于2015年创立“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成为首个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新型编剧教学法的成功案例，至今已连续举办九期编剧培训。该工作坊总结上海戏剧学院数十年编剧教学经验，将大学本科四年的专业核心课程提纯为“百字剧”“千字剧”“万字剧”的训练模式，既面向上戏校内本科生、研究生，更为国内不同层次的业余编剧提供专业训练，让受训者在短期内把握戏剧编剧的精髓，切实有效地增强其编剧技能与人文素养。

（二）区域性剧作家群落渐趋形成，显示戏剧文学创作的良好生态

近十年来剧作家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江苏、河南和福建等部分区域性剧作家群落的形成，这充分显示出戏剧文学创作生态已渐趋优化。

江苏剧作家队伍以罗周为旗帜，近十年来呈现出旺盛蓬勃的创造力。作为当下中国戏曲最具活力的剧作家，罗周三度获得中国编剧最高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六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及其他多个国家级奖项。近年来其创作的昆剧《瞿秋白》、扬剧《郑板桥》、越剧《凤凰台》、锡剧《烛光在前》等剧目以稳定的创作水准引领江苏剧作家队伍建设。同时，江苏“盐城现象”中的剧作家集群也引发广泛关注，著名剧作家徐新华创作的淮剧《小镇》、京剧《主角》，陈明创作的淮剧《送你过江》，杨蓉创作的京剧《青衣》等均在业界取得良好反响。

江苏较好的戏剧创作生态，不仅体现在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成熟编剧，还在于本省青年编剧队伍的日益壮大。罗周个人不但成就斐然，还凝聚和培养了俞思含、华春兰等一批极具潜力的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剧作家。此外，周广伟、赵硕、初夏、周琰等也以各类作品在剧坛上初露峥嵘。

河南“中原剧作家群”也是当今剧坛另一个耀眼现象，以孟华、姚金成、陈涌泉、杨林、贾璐、韩枫、齐飞、王明山、原长松、何中兴等为代表的著名剧作家支撑起河南戏剧创作的中流砥柱。他们创作的剧目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展示了河南剧作家强大的创作实力。姚金成、何中兴创作的《焦裕禄》《重渡沟》、陈涌泉创作的《鲁镇》等剧目接连获得“文华大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实现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七连冠、“文华大奖”六连冠、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九连冠、入选中国戏剧节七连冠，使河南戏剧登上了时代高峰。同时，河南的青年剧作家正在茁壮成长，并自觉担当起繁荣发展河南戏剧的重任。杨浥堃、张凌羽等一批新秀开始登上戏剧创作的舞台，使河南的编剧队伍进一步壮大。

福建“闽派戏剧”的名声在全国响亮而独特。虽然曾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剧作家王仁杰、郑怀兴先后离世，但著名剧作家周长赋、曾学文、陈欣欣、方朝晖、林瑞武等创作成果依然丰硕，其作品《踏伞行》《大稻埕》《生命》等精品力作均获国内大奖，显示了雄厚的创作实力。中年编剧王文胜、王羚已成为福建戏剧创作的中坚力量，其创作的《保婴记》《双蝶扇》也都在全国舞台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近些年，福建青年编剧开始崭露头角，有蔡福军、谢子丑、黄秀宝、戴先良、林清华等，他们创作基础扎实，作品被创排搬上舞台的有近30人，占福建全部编剧数量的49.1％。

区域性剧作家群落在青年编剧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定期举办创作交流活动，充分发挥了成熟老编剧对青年编剧的传帮带作用。例如福建于2016年12月创立的文艺精品创作“火花茶会”机制，由福建省文旅厅主办、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承办，到目前已举办近150期。“火花茶会”每期围绕一个主题，邀请省内外专家与艺术管理者、创作单位领导和主创人员一起，议本悟本、看戏评戏，互相切磋、集体攻关，共同为全省艺术精品创作贡献灵感和智慧，为福建舞台艺术作品上高原、攀高峰起到了孵化器和助推器的作用。

类似江苏、河南和福建的区域性剧作家群落在全国虽不算多，但在全国戏剧文学界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剧作家队伍建设的问题及建议

就目前剧作家队伍现状而言，虽然十年间的建设初见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青年剧作家的培养方式仍趋于单一化，要与市场积极接轨，发动政府之外的民间力量拓展培养渠道，孵化更多新人新作，丰富剧团和青年剧作家的合作平台

当下，各级政府的文化艺术基金、社会组织和高等院校等为编剧人才的培养制定了各种计划，出台了各种措施，但总体而言对青年编剧人才的培养方式仍趋于单一。应发动政府和行业部门之外的有效力量，采用联合培养、多渠道培养和一对一培养等多种办法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作品孵化机制，与市场积极接轨，丰富剧团和剧作家之间的合作平台。

在这方面，北京的培源戏剧孵化平台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经过几年的发展，培源戏剧孵化平台已成为政府之外对青年编剧的成长产生积极作用的民间桥梁。2019年年底，“培源·青年戏剧人才培养及剧目孵化平台”（简称“培源孵化平台”）项目开始启动，最早的两期均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由宽友（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实际策划与运营。自2021年起，政府基金资助退出，培源孵化平台开启了为全行业提供定制化、垂直化、全流程孵化的运营服务，先后承接“第四届江南戏剧节”“新时代首都原创剧本孵化项目”“绽放启航·儿童青少年舞台作品孵化计划”“全球华语青年戏剧导演英才计划”等多个全国性孵化品牌。五年来，该平台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孵化作品数量最多的戏剧人才培养基地。截至目前，平台通过自主征集孵化及受委托征集孵化，实际孵化作品147部，其中已有64部作品成功进行了商业制作和演出。培源孵化平台的数据库中已有超过3000名实名注册的戏剧专业人才，包括编剧、导演、制作人等。同时，平台收录的报名作品总数超过4000部，汇聚了300多位专家导师和230多家实名认证的出品投资机构。平台已累计注入孵化资金超过3500万元，成功撬动社会资本近2亿元。借助培源计划的扶持，一批戏剧作品脱颖而出。诸如话剧《水流下来》《春逝》《威廉与我》、京剧《嬴驷与商鞅》、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评剧《包拯还乡》、儿童剧《滑雪场的流浪猫王》《恐龙凶巴巴之永远的恐龙爸爸》《花生的荣耀之旅》等，在业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下戏剧界从数量上说并不缺青年编剧，但真正达到罗周那样的文学高度者依旧凤毛麟角。归根结底，青年编剧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创作出过硬的作品方有施展的舞台。当然，相关方也要积极为青年编剧的创作提供上升空间和剧作在舞台上排演的机会和平台。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专业剧团一般都倾向于选择成熟的剧作家，青年编剧如果长期没有实践的平台和作品最终上演的机会，一定会消磨其热情与希望，必将不利于其成长，最终会影响戏剧创作的整体环境。

（二）各地院团差异较大，编剧地域分布不平衡

就全国范围看，京津沪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戏曲文化深厚的中部地区，编剧队伍较为齐整，老中青搭配相对合理，但多数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编剧人才欠缺，梯队建设失衡，出现不同程度的青黄不接现象，严重影响了创作环境。例如在甘肃省各院团中，只有省秦腔艺术剧院有专业编剧1人，省歌剧院有2人，其他院团的编剧随着老编剧的退休已经没有编剧在岗。青海戏剧创作的专业队伍更是严重萎缩，存在断层。这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显露端倪，今天依然没有改观。十年前，青海省内戏剧界就没有一个专业戏剧编剧，但尚有王景珊、付晋青、仁青加、张璐、徐乃平等几个业余编剧在坚持创作。十年后的今天，只有仁青加、张璐、徐乃平三人还偶尔从事业余创作，新的编剧人才又没有培养起来，戏剧创作难以为继。再如黑龙江，黑龙江舞台艺术创作中心有专业编剧25名，但平均年龄为63岁，最年轻的也已45岁，而且全省各专业院团都没有专职编剧，省内从事剧本创作的年轻编剧也寥寥无几。即便是上述提到的情况较好的河南，四个省级豫剧团也没有一个专业编剧。

在这种情况下，以上述地区为代表的省份就多借助外援力量来完成创作任务。以新疆为例，近些年创作的大多数作品都以外来编剧为主，如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创作的《林基路》，编剧为剧作家黄维若、董妮；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与国家京剧院合排的新编历史剧《故土新归》，编剧为王俭；秦剧团创排的《军医庄仕华》编剧为贾璐，《石榴客栈》编剧为池浚；伊犁州歌舞剧院以及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歌舞团作为地方院团，编剧力量更为薄弱，如伊犁州歌舞剧院与无锡市歌舞剧院合作的大型历史歌舞剧《解忧公主》由颜全毅创作。宁夏的创作状况也大致如此，获奖剧目均由聘请的外省区知名编剧完成，本土编剧的创作情况不容乐观。

（三）新老交替过程中多几枝独秀，少百花齐放，精品力作多集中于成就较高的老剧作家

一方面，编剧队伍明显壮大，但优秀的编剧人才还是稀缺；另一方面，普通编剧的剧本难以立在舞台之上，著名编剧又存在分身乏术“满天飞”的现象。这种新老交替中的失衡主要在于：一是现有戏剧市场空间不大及评奖压力，二是大型舞台作品创作周期长，创作题材和内容不好把握，院团为了保险，宁可花费巨额稿酬也要外请知名编剧进行创作，而不会选择名不见经传的本地编剧。这样虽能达到短时效果，但长此以往势必不利于当地青年创作人才的成长。例如近几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31部话剧中，只有11部为天津本地剧作者创作，占比35%。山西省十年间涌现出的几部精品剧目，生产模式均为特邀外地著名编剧创作，如上党梆子《太行娘亲》和新编晋剧《庄周试妻》皆是如此。

编剧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工作，各地要着眼于本地区戏剧长远发展，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大力培养本地区编剧人才。无数事实证明，培养出一个优秀剧作家，就意味着诞生一大批优秀剧目。各地需因地制宜，充分激活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戏剧院团和编剧个人的活力，积极发挥行业引领和指导作用，根据本地区情况培养、使用本地编剧人才，建立本地编剧人才储备库；同时搭建编剧和市场、院团之间的合作桥梁，探索、借鉴各方经验做法，建设优质孵化平台，解决青年编剧剧本上演难、创作与市场的供需对接难等问题，逐步改善青年编剧人才的成长环境，为戏剧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和不竭动力。

〔本文原载《剧本》杂志2025年第1期〕